宪政是民主的最基本方式

秦前红


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终极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组织自己？如何把人与人组织起来，以便保持和平、自由和繁荣？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和解决方式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体制。当社会把这种解决的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个人的时候，它便是君主体制；当社会把这种解决的最高权力归属于少数人的时候，它便是贵族体制；当社会把这种解决的最高权力归属于大多数人和全体人时，它便是民主体制。
民主通过倡导权力在民满足了人们对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追问，近代启蒙思想家则以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并应对委托者负责的社会契约理念完成了对民主的证成。尽管民主的理论源远流长，民主的含义也众说纷纭，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的最基本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为：（1）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人民的政治积极性，扩大人民的公共参与；（2）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赋予人民最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自由；（3）在建构公共秩序，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使公民的个人利益得到最大实现，使绝大多数人都能精神愉快，心情舒畅；（4）执政者具有良好的政治品德，高超的执政能力，严格的责任意识。
民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建设主体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种方式，发挥它们的合力。但在上述诸种方式中，无疑宪政是最基本的方式。所谓宪政它是由一整套价值理念、法治规范和政府体制组成的严密系统，宪政是法治的最高表现。宪政首先意味着政府应受制于宪法。它意味着一种有限的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且只为了人民的同意而行使；其次，宪政意味着公民权利的广泛保护和私人自由空间的充分保留；再次，宪政意味着权力的适当分离以避免权力的专制和垄断集中的危险；最后，宪政要求作为社会正义体现的司法机关享有应有的独立性，从而既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又防止公共权力偏离正常的行使轨道。宪政作为民主的最基本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宪政表征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潘恩所说：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民主政府作为强调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合法政府，自然应建立在人民的同意基础之上。这种同意应在人们为建立政府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反映出来。这种社会契约通常采取宪法的形式。而宪法又会通过确定政府的政治构架及其政治蓝图，使人民同意受其统治。当今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民主权”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政原则，并通过民主选举、公民复决、公民投票或其他间接民主方式来体现这一宪政原则，从而使民主有了最坚实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根基。
第二，宪政弥补了民主的固有缺陷。民主作为一种工具操作价值，它并不能代表绝对的善。因此，古往今来人们给民主加上无数的修辞语。如“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民主”、“多元民主”、“国家民主”、“政党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等等。一般而言，民主如果不与法治宪政结合起来，就不能实现公正、公平和合理。这是因为，民主信奉“人人当家作主”，相信人有“完全理性”和“充分自治能力”。民主论者基本上都是性善论者。他们相信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激浊扬清，改造社会。但事实上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都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所以，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人的理性不足。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曾说“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好可以是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社会的制度有多种，但只有宪政制度最能减少人类事务中的独断专行程度。作为自由保护者的宪政所具有的前涉性（不朔及既往）、确定性和平等保护性，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反对恣意，防止专断。宪政理论不相信政治权威的道德性，即使是通过民主选择的决策者，宪政理论对其在其制定公共政策时能否遵守程序、能否保障人的权利和尊严，持消极和谨慎的态度。对于一个公共权威，宪政所关注的不仅仅它能做什么，更在于它不能做什么。因此，限政乃是宪政最为本质的目标和价值。
第三，宪政能确保民主政治的良性化。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列宁所说的国家制度、国家形式问题，或者说是政权问题，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配置和行使方式问题，而宪政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权力“总有着一种越过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马里旦语）换言之，权力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和渗透性，为了抑制权力之恶性，摒斥“权力的异化”，就必须消除权力的混沌状态，对它进行合理拆解，建立“有限的、分立的和负责任的”权力架构，因此权力运行的宪政化也就成了应然之义。要达成民主政治良性化的目标，必须做好以下二方面的工作：（1）要以宪法来接应实体意义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正如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姆斯·布赖斯所言：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当行使国家权力时，要尽量使多数人的意见参与统治过程的制度。从实体角度规定民主制，应关注国家权力成立的正当性。民主制的基本内容和宗旨应该是使人民在政治关系及相应的政治国家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权力归于人民是政治国家的来源根据和归宿，政治国家只能是人民权力的表现和规定。在现代社会下要表现这种权力的渊源和所属关系，实现、保护、扩展人民的民主权利。合理地规定人民与政治国家关系的尺度，必须借助于宪法这个人民意志最集中、最普遍的表现形式。（2）要以宪法促进和完善程序意义的民主。程序意义的民主表征了民主制的外在方面，即民主自我实现和实际运行的原则、机制和形式。其功能一方面在于通过各种程序和制度规定国家获得权力和行使权力必须遵循的规范、步骤和方法，力求把公共权力机关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始终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能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各种程序和制度把人民唤醒和组织起来，为真实、具体的民主、自由而斗争。作为一种完善的民主程序，它本身构成严密的系统，具有各层次的具体规定。这就是作为民主程序内核和灵魂的民主精神，作为民主程序框架和骨骼的民主原则，作为民主程序物化表现的民主体制。宪法必须从以上各个环节，全面、均衡地促进其制度建构的稳妥性和运行的合理性。
第四，宪政构建人权的保障机制，实现民主政治的终极价值。人权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人权的实现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进步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准。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人权宣言》就曾庄严地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自由而且始终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当代美国著名宪法学者阿尔伯特认为，保护人权也是宪法最本源的价值所在。“从任何宪法价值的角度上看都特别重要的，……是保护那些认为是文明社会所必备的人权。这些权利包括：自治；表达及信仰自由；民事、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公平程序。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为获得这些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保护它们既不受独裁者也不受民主多数的贬损而作的努力。”人权的保护固然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但人权的宪政保护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宪法和法律通过设定人权保护的一般标准，从而避免了其保障手段的随机性、间断性和相互冲突之不足。人权如果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特别是人权被侵犯时，如果得不到法律救济，那么人权将化为乌有。同时，只有法治才能确立实现和保障人权的具体有效的程序和方法，建立良性循环的人权运行机制，并为人权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因此人权的宪政保障是人权实现的最有效方式。
第五，宪政“型塑”人们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思维。宪政除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公共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机会降低到最小程度外，宪政还有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型塑” 人们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思维。中国古代先哲就曾说过，法度“犹孟也，民犹水也。孟方水方。孟圆水圆。”人民的素质大部分是由他们怎样解决问题，怎样对付随之而来的冲突以及怎样利用政治制度谋求优势和统治的诱惑界定。宪政制度创造了人民特有的组织、思维习惯和风俗。所谓民主的思维就是协商和妥协的思维，就是试错和求优的思维，就是竞争和服务的思维。而这些思维的培育必须在宪政的框架中才能完成。宪政排斥激情的过度张扬，强调在理性的对比和归纳中实现利益的满足；宪政同意在民主的多数统治框架中，少数人会为了社会的公益付出必要的代价，但宪政也强调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反对多数的暴政；宪政强调在一个经济多元的社会里，人们的利益也是多元的，为了公平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必须有不同利益的良性整合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享。同时，政治权利实际上反映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它要求宪政确保政治权利的实现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实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第六，宪政要求实现执政方式的理性化和法治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政党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在各国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中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的领导。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实现方式是将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并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意志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运用法律的方式加以完成。当前在我国，要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理性化，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到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性质、职能和活动方式不同，党不是权力组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只在党内有约束力，在党外没有直接约束力，党不能代行国家政权的职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也不能干预国家政权机关的具体管理活动。其次，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最重要的是使党成为宪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使党在依法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更要承担必要的义务和责任，使党真正做到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党组织的行为在严重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时候，不仅要承担政治责任，更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政党法，调整有关政党法律关系问题，也成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再次，要正确协调和处理党的领导权与人大决定权、司法独立审判权的关系，处理好党的领导权与党内和党外对党的民主监督权的关系，要从职能和机关两个角度处理好党政分开的问题。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156 号


《北京市城市道路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5月8日市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〇〇五年六月一日



北京市城市道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道路管理，保障城市道路完好，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功能，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道路的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道路包括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及其附属桥梁。
第三条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城市道路管理工作。市交通路政部门具体负责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及其附属桥梁的建设、养护维修的监督管理，并指导区、县城市道路管理工作；区、县交通路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次干路和支路及其附属桥梁的建设、养护维修的监督管理。
规划、发展改革、建设、市政管理、园林、水务、公安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法负责城市道路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市城市道路管理实行统筹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与养护并重的原则。
第五条 本市鼓励城市道路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和工艺，提高城市道路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六条 保护城市道路，人人有责。一切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危害城市道路安全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报告。
对保护城市道路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交通路政部门应当予以表彰。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七条 市规划、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本市城市道路网规划。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城市道路网规划，组织编制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报市发展改革行政管理部门综合平衡后实施。
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应当在上一年年底前编制完成。
第八条 新建城市道路的地下管线，应当与城市道路同步规划，并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施工原则，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有条件的，应当同步建设共用管廊。
市政行政管理部门综合协调编制的地下管线年度建设计划，应当与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衔接。
第九条 承担城市道路建设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具有与承担任务相适应的资质，遵守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十条 城市道路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办理备案手续。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交付交通路政部门组织养护维修，并移交相应的竣工资料。
附设于城市道路的地下管线的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本市有关规定，依法向有关部门移交地下管线工程档案资料，并提供地下管线信息数据。
第十一条 新建城市道路与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相交或者新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与城市道路相交的，应当建设立体交叉设施，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现有平面交叉铁路道口，应当逐步改建为立体交叉。改建费用的承担由铁路部门和城市道路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第三章 养护维修

第十二条 养护维修责任人应当保证城市道路完好。
使用政府投资资金建设的城市道路，应当采取招标等竞争方式，选择具有相应能力的专业养护维修单位作为养护维修责任人进行养护维修。
使用非政府投资资金建设的城市道路，养护维修责任由投资建设单位承担，但投资建设单位与专业养护维修单位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交由专业养护维修单位养护维修的，应当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十三条 城市道路使用政府资金养护维修的，由交通路政部门依照职责按照城市道路等级、数量、状况及养护维修定额编制年度养护维修计划，所需养护维修费用纳入同级年度财政预算。
第十四条 养护维修责任人应当建立巡查和检测评估制度，并及时按照养护维修技术标准和规范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排除隐患，确保城市道路完好。
第十五条 进行城市道路养护维修作业时，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养护维修车辆和机械设备应当使用统一的作业标志。养护维修人员应当穿着统一的安全服饰。
第十六条 城市桥梁结构承载能力下降尚未构成危桥的，养护维修责任人应当及时变更承载能力标志和设置警示标志，采取措施加固桥梁。
城市桥梁结构承载能力下降构成危桥，或者城市道路出现塌陷、断裂以及其他影响通行安全的突发情形的，养护维修责任人应当立即设置警示标志，采取紧急措施，并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路政部门。
第十七条 养护维修责任人应当建立健全城市道路养护维修信息档案，全面、及时记录养护维修作业、巡查、检测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妥善保存，并如实向交通路政部门提供。
第十八条 附设于城市道路的地下管线的检查井及其井盖、雨箅，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养护规范。因井盖、雨箅缺损、移位、下沉等影响交通和安全的，有关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城市道路安全的义务并享有通行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城市道路规划用途。除依法实施交通管制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封闭城市道路或者限制车辆、行人通行。
第二十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改、移动城市道路设施或者设置障碍物；
（二）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搭建构筑物；
（三）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市道路上试刹车；
（四）利用城市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施工作业；
（五）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交通路政部门应当建立城市道路检测评估制度，定期组织对城市道路的可靠性进行检测评估。经检测评估，确定城市道路结构承载能力下降或者构成危桥的，应当及时通知养护维修责任人限期排除隐患。
城市道路的检测评估，应当由专业检测机构承担。检测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对检测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确需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或者跨越、穿越城市桥梁架设、增设管线设施，符合下列条件的，在取得交通路政部门许可后，在许可的范围和期限内进行；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但本办法第二十三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符合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管理计划；
（二）有最大限度减少对车流量影响的交通分流、疏导方案；
（三）挖掘道路的，采用夜间施工等减轻对交通产生影响的作业方案；
（四）有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城市道路及附设管线安全的防护措施方案；
（五）具有必要的应急准备；
（六）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管理计划，由市交通路政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后执行。
第二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后交付使用未满5年或者大修竣工后未满3年的城市道路，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的，由交通路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因事故紧急抢修地下管线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抢修单位可以先行抢修，同时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路政部门，并在24小时内补办挖掘道路许可手续。
第二十四条 经许可占用城市道路的，应当向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
经许可挖掘城市道路的，挖掘单位应当在批准期限届满前委托该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单位及时修复完毕，并向养护维修单位交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养护维修单位对修复质量负责。
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按照《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应当制定通行预案，经交通路政部门许可，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桥梁外侧50米内，从事河道疏浚、挖沙、爆破和其他可能影响桥梁安全的作业的，作业单位应当制定城市桥梁安全保护和监测措施工作方案，并经专家和交通路政、公安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进行安全论证通过。
第二十七条 挖掘城市道路或者依据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作业时，出现影响城市道路安全情形的，作业单位应当立即停止作业，采取应急措施防止危害扩大，并通知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路政部门；出现影响附设管线安全的情形的，还应当向管线产权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八条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调规划、建设、市政管理、公安交通、交通路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实现城市道路管理信息共享。
交通路政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城市道路承载能力以及养护维修、占用、挖掘信息数据库，定期发布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和占用、挖掘等信息。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或者未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造成安全责任事故，或者对安全生产事故拖延报告、谎报、隐瞒不报的，以及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养护维修责任人不建立巡查和检测评估制度的，由交通路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依照《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的违法行为和处理结果及其改正情况，将依法记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对城市道路造成损害的，有关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赔偿等责任。
损害责任人不履行修复责任的，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单位应当先行组织修复，所需费用由损害责任人承担。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1986年1月24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暂行办法》和1993年11月18日市人民政府发布、1997年12月31日修改的《北京市临时占用道路管理办法》以及1988年10月13日市人民政府发布、2001年8月27日修改的《关于加强人行过街桥、人行地下过街通道管理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七条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