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余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等办法的通知
余府办发〔2008〕4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新余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办法》、《新余市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办法》、《新余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九月十九日





新余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的效率，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文，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包括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



第三条　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应遵循依法、及时、高效原则，在公文产生的过程中同步确定其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三种属性。属主动公开的，应及时通过适当的途径发布。



行政机关应依托新余市党政机关办公自动化系统，逐步实现发文办理的电子化，提高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的效率。



第四条　行政机关的办公室（人秘科）是负责本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的机构，管理、协调公文类信息公开的审核工作。



第五条　行政机关公文的草拟部门在完成公文草拟的同时，应根据公文内容，对照《条例》要求，在发文单上注明其属性；属不予公开的，应注明不予公开理由。



第六条　办公室（人秘科）在审核公文时，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审核草拟部门确定的属性是否准确，不予公开的理由是否充分。



办公室（人秘科）认为草拟部门确定的属性不符合《条例》要求，可协商草拟部门重新确定属性；协商不一致的，提出审核意见，由公文签发人确定。



第七条　公文签发人在签发公文时，有权最终确定其属性。



第八条　多个机关联合发文时，应按照主办机关的意见确定公文属性。公文签发后，主办机关应将其属性反馈给其他联合发文机关。



第九条　公文签发人的签发时间为公文类信息的生成日期。



第十条　公文签发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按照其属性，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的信息编入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不予公开的信息应登记备案。属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可直接将该信息通过本机关的政府网站或者其他形式全文发布。



第十一条　各行政机关可重新印制发文单，列明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三种属性；也可采用其他方式修订发文单。



第十二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保密工作部门应配合办公室（人秘科）做好公文类信息的审核工作。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业务流程、办事指南、统计数据、执法文书以及其他非公文类信息公开的审核，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市属范围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适用本办法。



市属范围内公共企事业单位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余市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对拟公开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



第三条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应遵循“谁公开谁审查、谁审查谁负责、先审查后公开”原则。



第四条　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工作。



行政机关确定的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工作机构（以下称保密审查机构）承担以下职责：



㈠对本机关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㈡对政府信息是否可以公开等不确定事项进行申报；



㈢对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工作进行统计、分析和报告等。



第五条　行政机关保密工作机构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㈠制定本机关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并负责督促落实；



㈡对已泄密或可能泄密的政府信息采取补救措施；



㈢负责查处本机关或督促查处本系统发生的泄密事件，协助保密工作部门查处重大泄密事件。



第六条　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应加强对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中履行以下职责：



㈠开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保密教育和培训，指导和督促行政机关建立、落实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



㈡受理行政机关提出的确认政府信息是否属国家秘密事项的申请；



㈢开展保密检查，督促有关机关查处信息公开过程中泄密事件，直接查处或组织查处重大泄密事件。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前，应由信息提供部门提出审查意见，经机关保密审查机构审查后，报机关主管领导批准。经保密审查，不能公开的有关政府信息，应说明不能公开的理由。保密审查记录应保存备查。



行政机关在信息形成或公文制作程序中，应增加确定信息是否公开以及以何种方式公开的程序。具体承办人员应对照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和要求，确定其是否可以公开，并履行保密审查程序。



行政机关拟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前的政府信息，也应履行保密审查程序。



第八条　行政机关拟公开其他机关尚未公开的信息，应经信息产生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公开。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行政机关拟公开保密期限届满的国家秘密信息，应按照有关保密规定进行审查后确定是否可以公开。



第十条　行政机关拟公开公共卫生、重大动物疫情、统计、重要地理等需要审批的政府信息时，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请审批。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由保密审查机构进行保密审查。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由保密审查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请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接到申请的有关主管部门或保密工作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能否公开的批复。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未经保密审查，公开不应公开的信息，一经发现，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泄密的，有关部门应组织查处。



第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以保密为由，不履行公开义务或者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保密审查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未建立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的，由同级监察机关、保密工作部门和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同级监察机关、保密工作部门和上一级行政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㈠对拟公开的信息审查不当，造成泄密的，追究信息发布审批人、提供信息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㈡保密审查机构未履行保密审查职责，造成泄密的，追究保密审查机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将信息发布保密审查纳入本单位、本系统保密工作的重要内容。



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应将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工作纳入保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



对在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市属范围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其信息发布保密审查适用本办法。



市属范围内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法律、法规关于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余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信息，是指全市各级行政机关（以下简称公开义务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公开权利人）依法向公开义务人提出申请公开有关政府信息，经公开义务人审查同意，获取政府信息的活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政务公开主管机构和监察部门负责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评议。



第五条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公开权利人应合法使用依申请获得的政府信息，不得利用其从事违法活动。



第六条 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包括下列政府信息：



㈠属于国家秘密的；



㈡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㈢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个人合法权益受损害的；



㈣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信息，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㈤与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直接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危及他人人身权利的；



㈥内部政府信息及内部政府公文；



㈦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有前款第㈡项、第㈢项规定情形的政府信息，有关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公开义务人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予以公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公开义务人应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第三方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的，视为不同意公开。



第七条 公开权利人向公开义务人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应采用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可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公开义务人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包括下列内容：



㈠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



㈡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



㈢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



㈣申请人的签名或盖章、申请时间。



第八条 公开义务人应建立健全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制度，指定具体机构负责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受理、登记、答复等工作，并将具体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方便公开权利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或咨询。



第九条 公开义务人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当场受理登记，从形式上审核申请要件是否完备；对要件不完备的申请，告知申请人补正相关内容后重新申请。



对公开权利人的申请，能够当场答复或者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场予以答复或者提供政府信息；不能当场答复或者提供政府信息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根据下列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㈠属于依申请公开范围的，应制作公开决定书，向公开权利人提供其所需要的政府信息；



㈡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制作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决定书，告知公开权利人；



㈢属于已主动公开的，应告知公开权利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㈣属于主动公开范围但尚未主动公开的，应及时向公开权利人提供其所需要政府信息；



㈤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不属于受理机关公开的，应书面告知公开权利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人的，应告知公开权利人该公开义务人的名称或联系方式；



㈥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书面告知公开权利人；



㈦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应告知公开权利人补充完善申请。



第十条 公开义务人应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审核制度，在向公开权利人提供政府信息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对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因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或者提供政府信息的，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可将答复或者提供政府信息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公开义务人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第十二条 公开义务人向公开权利人提供政府信息时，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可安排适当的时间和场所，供公开权利人当场阅读或自行抄录；可应公开权利人要求提供打印、复制等服务。对阅读有困难或视听障碍人员，应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十三条 公开权利人要求提供的政府信息含有不予公开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公开义务人应提供可以公开的内容。



第十四条 公开义务人向公开权利人提供政府信息，可收取实际发生的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全部上缴财政。



公开义务人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或变相有偿服务的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第十五条 公开义务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有关规定给予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㈠对公开权利人隐瞒或拒绝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或提供虚假政府信息的；



㈡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第三方合法权益受损害的；



㈢违反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



㈣违反规定乱收费的；



㈤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第十六条 市、县（区）政府（管委会）政务公开主管机构设立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投诉电话和信箱，接受公开权利人对公开义务人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的投诉，负责查处违法或不当行为。



第十七条　公开权利人认为公开义务人不按规定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向该公开义务人的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投诉。



公开权利人认为公开义务人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或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 本办法涉及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流程图和相关规范文书样本，由市推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市属范围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适用本办法。



市属范围内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纵深发展，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现象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蔓延开来，且愈演愈烈，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黑洞”。如果不能很好地对其加以遏制，经济基础被腐蚀松散就有可能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动摇。为此，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全面加强了对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并且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纳入贪污贿赂罪一章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目的是司法救济，是为了补救国家工作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巨额财产，但由于其规避法律、毁灭证据等掩护行为而导致大量犯罪事实无法认定的司法漏洞。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作概括性规定，司法机关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仍然困难重重，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存在大量取证难点。本文就试从改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律规定之粗糙性入手，探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
一、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概念及立法特征
我国刑法第395条第一款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做出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从1982年8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机关党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草案）》颁布实施以来，专家学者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种种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因为不论是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上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都是超常规的。从实体法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超常规的犯罪行为。因为该罪的行为状态包括持有、作为、不作为三种状态。持有，即行为人拥有明显超出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行为；作为，是指行为人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行为；不作为，是行为人不能说明所拥有或支出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只有当持有和不作为两种状态并存，或作为和不作为两种状态并存的时候，才具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要件。从诉讼法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举证责任也是超常规责任。因为该罪的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被告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与立法通例中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是不同的，这也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之架构
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牵涉到国家工作人员方方面面的问题较多。这就要求办案人员不能只是注重财产来源是否合法，还需注意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中其他证明因素的确认。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获得只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办案人员如能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收入来源，就可以用其现有全部财产加上其所有支出，再减去合法收入，得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罪数额。用等式来表达，就是：
现有全部财产+所有支出-合法收入=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
由此可以看出，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需要对巨额财产的获取时间、支出、合法收入以及现有财产状况等分别认定，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从而用这一严密的证据体系来支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应用这个等式时，办案人员要本着“对于模棱两可的数字，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为准”的原则。关于等式中涉及到的各项收支数额如何认定，本文后有详述。
（一）获取时间之认定。对于办案人员来说，搞清楚犯罪嫌疑人获得非法巨额财产的时间是首要问题，对于推动案情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对获取巨额财产时间进行认定，那么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的认定就要从犯罪嫌疑人开始有合法收入、支出和拥有个人财产时起算，这无疑加大了办案人员的工作量，并且使收集证据的难度大大提高。理论上对于获得非法巨额财产时间的认定，应该是从其获得第一笔非法财产起至案发时止，最理想的时间认定是确认犯罪嫌疑人何时获得了第一笔非法巨额财产。但在实际案件中，这种理想状态下的认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之所以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正是由于不清楚犯罪嫌疑人是何时何地何种方法获得的非法财产。在实践中，要视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判断。如工作的调动、职位的上升、合法收入没有大变动而支出突然增大等，这些时间点都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开始获得非法财产的近似时间。如果经多方查证，确实不能认定嫌疑人是何时开始获取非法财产的，则只能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准。
（二）期限内全部财产增加值之认定。
1、起算时间：对于这部分财产的认定，是建立在已确定开始获取非法财产时间的基础上的。如果不能确定准确时间而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准的话，全部财产的认定则要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起算点。这也是本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考虑的。
2、认定范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指全部财产包括在获取非法财产起始时间以后犯罪嫌疑人添置的享有物权的财产。其中，有发票的按发票金额认定；没有发票无法确定价格的，应请专门人员进行鉴定，以确定其获取时的实际价格（价值）；国家有规定的，如外汇、证券等，按国家有关规定折算。
3、认定难点：在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全部财产时，最容易碰到的就是嫌疑人把由自己实际控制、占有、使用的财物辩称是他人物品，自己只是借用或代为保管等，企图躲过办案人员的视线；还有就是将自己出资购买的物品登记在亲戚名下，或直接以亲戚的名义存入银行，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办案人员针对不同案件要区别对待。
（1）、对于犯罪嫌疑人借用、代为保管之类的借口，首先要给犯罪嫌疑人作详细口供，把借用、代为保管等行为的前因后果、时间地点、在场人物、当时情景、对话内容等细节详尽记入笔录，再给犯罪嫌疑人辩称的物权人或财产所有人做一份详尽的证人证言。通过两人对同一事件细节叙述的比较，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已有证据综合分析，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必要借用、或代他人保管财物；两份笔录在叙述关键事实上有无矛盾之处，如有，则应趁势要求犯罪嫌疑人及该证人对此处做出更为详尽的叙述，以获取更多矛盾疑点，并通过间接证据固定笔录中暴露出的矛盾疑点，使犯罪嫌疑人处于既不能自圆其说又不能翻供的两难境地，从而使其谎言不攻自破。
（2）、对于以亲戚名义登记财产的，要结合被登记为产权人的亲戚的经济状况和日常逻辑进行判断。如某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本身住房条件很差名下却有高级公寓的产权，并将公寓长期“借”给犯罪嫌疑人住。这种违背人之常情的情况明显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所做的伪装，完全可以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财产。
（3）、关于假名存款以及借别人名义存款的问题。我国银行现在已经实行了“实名储蓄制”，假名存款和借别人名义存款的这种情况将渐渐减少，直至消失。在此就不作赘述。
（三）犯罪嫌疑人期限支出之认定。支出认定包括了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支付的抚养费、馈赠费用、买卖东西的损失差价等所有实际的支出。其中，计算实际日常支出数额有很大困难，但又对认定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有重大意义。所以实践中，本着“模棱两可时，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为准”的原则，办案人员一般把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费用最小化，即认为是没有此项支出。其他支出的计算也都是以有明确证据证明的为准，模糊的支出一律忽略不计。
（四）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收入认定。这部分收入是指根据国家规定应属犯罪嫌疑人合法占有的财产。包括工资、奖金、福利、接受馈赠、股票得利等其他合法收入。关于工资等经单位领取的收入，比较容易计算，因为单位有原始账目和凭证可以参考；但对于其他收入的合法性，办案人员就要加以详细区分了。不少犯罪嫌疑人会声称自己继承或接受馈赠，办案人员要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判断得知犯罪嫌疑人的这笔财产来源是否真实合法。
（五）对于认定数额不足立案标准之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立案标准》，目前“差额巨大”的标准应以20万元为数额起点。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百万元以下的数额而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案例几乎很少出现，经常是数百万元来源不明的财产才能考虑认定此罪。因此，《立案标准》中规定的20万元显然是低了，笔者认为，至少应将立案标准提高至50万元才算合理。
对于经侦查认定数额仍不够立案侦查标准，如还涉嫌其他犯罪够立案标准的，则以涉嫌其他罪名予以立案侦查；否则就应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查处，使违法违纪分子受到应有的处罚。
三、 构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之难点及立法补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是由严密的证据系统来支持的，任何一方面的证据出现断点，都会使整个认定系统坍塌，从而导致不能认定犯罪。这也是典型的“木桶理论”之体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为了规避法律，经常会编造是继承亲戚的海外遗产或接受台湾朋友馈赠，更有在邮市倒卖“猴票”转手就赚20万的故事出现在巨额财产的来源说明中。这种没有证据可查、没有证人作证的单方“说明”财产来源，是导致大量巨额财产无法认定为非法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种情况，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需要从立法、司法解释上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所述的几个方面着手，逐步杜绝取证盲点，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取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
（一）应当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明”的是否圆满。作为特殊主体，国家工作人员有义务说明其财产来源。本罪规定的由犯罪嫌疑人负举证责任是我国刑法的一大进步，但规定的仍不够详细。国外各国对财产的说明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仅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如香港、新加坡要求做出圆满解释，埃及要求证明增加部分的合法来源。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不能再信口开河，随意发挥。我国现行法律仅要求说明就行，所以实践中几乎很少有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的情况。通常都将财产来源往已死的人或者现居住在国外、台湾的人身上推诿和搪塞。犯罪嫌疑人或是说差额部分是父母留下的遗产，或是说现居住在海外的亲戚的馈赠，虽不能提供证据，但对接受财产的时间、地点、钱数均能“说明”，对此，办案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有，也不能证明无。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从证据上庭的角度考虑，只能认为这就是法律上要求的“说明”，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必须“有证据说明”。这样，少数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就凭借这点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如果我们的法律能进一步对于“说明”加以限制，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满意的说明”或者“提供证据说明”，那么有意逃避法律的贪污贿赂分子就不那么容易逃脱。至于到什么程度才是达到“满意或提供证据”说明，各国均无具体标准。实践中应从四方面掌握：第一、犯罪嫌疑人不作说明的情况。在各个司法程序阶段，犯罪嫌疑人拒绝说明来源的，都应认定为说明不圆满。第二、犯罪嫌疑人作“有说明”的情况。所作解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如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说明系捏造事实的，其解释为不圆满。第三、犯罪嫌疑人或公诉方缺乏能力。犯罪嫌疑人由于心理或生理的原因没有说明能力，或者侦查人员、公诉方不能证明说明为虚假的，不能认为说明不圆满。第四、说明期限：犯罪嫌疑人对合法来源的供述应当限于判决前。在服刑期间犯人又供述来源的，如果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所得，按发现漏罪处理；供述合法来源的，视为没有供述。因为犯人必须为其“在判决前不对合法财产来源做出说明”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拥有人应当扩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内的关系人网络。我国目前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在实践中并不包括其关系人。而从当前贿赂案件的实际特点看，多数受贿人是利用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受贿的方式。这部分财产名义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来的，有的仍归受贿人支配，有的属于受贿人赠与，实际控制权多半在犯罪嫌疑人手中。等到受贿案发，犯罪嫌疑人说自己不知道就可以推卸责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在立法上也应做出详细规定，堵塞这方面漏洞。
（三）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问题。我国刑法受贿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仅仅五年。这样，在办案人员不掌握证据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财产来源反而有利，“坦白从宽”成了名不副实的政策，不利于法制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在国外，印度及香港都有独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同时也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受贿罪的证据之一。我国在立法上应规定：结合犯罪嫌疑人受贿贪污的有关事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状态，可以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受贿或贪污的证据。
（四）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源于19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美国、日本、德国、奥地利等，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个人财产申报制度或类似规定。如印度的《防止腐败法》、韩国的《公职人员道德法》等。美政府专设政府道德委员会作为这一项工作的专门主管机关。美国《政府道德法》规定，“关于立法、行政、司法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审核完毕后，即予以公开，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在交付一定复制费、邮寄费后，索取他所需要的申报材料。”但有的国家对于财产申报材料的公开程度有所限制，如新加坡的财产申报制度就是完全不对外公开的；其他一些可以公开的国家对公开程度也有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申报材料被不合法的利用。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但从我国廉政建设的形势看，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确属必要和迫切。1995年发布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只是一项政策性规定，它规定的申报人员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所申报的内容也仅限于其本人的收入。这个规定与实际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相差甚远，但是这个规定的发布与施行，将为制定《财产申报制度》积累经验，是我国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
笔者认为，如要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在申报内容方面应包括：a、具有一定价值以上的动产。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珠宝、古玩等；b、一定价值以上的不动产。如房子、汽车、地产；一定价值以上的债券与债务；c、一定时间内获得的一定财产的无形财产权等。d、还应把对申报人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这种做法国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申报配偶（包括有实际婚姻关系的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
2、 申报时间应分为三种：一是任职申报。是指在任命前或在出任一职位后的一定期限内申报个人所有财产（有的国家还包括债务）；二是现职申报。是指在每年的法定日现职在任的一切申报对象范围内的人都要申报上一年度的所有收入情况；三是离职申报。是指离、退某一职位的人在离退职之后一定时间内申报其截止到离退日的所有财产（包括债务）。
3、 违反申报制度的惩罚措施。这部分规定对杜绝贪污腐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香港的《防止腐败法》明确规定，“公务员所拥有的财产或收入，若超过薪金所得，而又不能解释其合法来源的，以违法论。化名拥有或托亲戚之名，亦属违法，廉政公署即可对其起诉。”我国的申报制度应当也参照此种标准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让国家公职人员不想也不能获得所谓的“灰色收入”，净化我国的某些不良干部风气。
（五）对社会其他收入建立完整规范的入市、交易制度。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股票、证券市场在这方面的做法已经日臻成熟，形成了完整有效的入市交易制度，基本能够“堵住贪污腐败的人的嘴”，让他们不能随便将财产来源往股市、证券交易上说；而诸如邮市、鸟市、收藏品交易等市场基本没有任何入市规则、交易记录，完全属于“自由失控”的无序状态。这种环境极易滋生违法犯罪，并且成为腐败分子巨额非法来源的“理想避难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建议我国逐步完善各种交易市场的入市交易制度。这样当犯罪分子再信口开河把财产来源说成是倒卖邮票、收藏古玩所得时，经查无记录的便可视为非法收入，从而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证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定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法制状况相关，其在实践中的认定需要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加大证据体系的构建力度。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据规定方面存在一些漏洞，实际操作起来差强人意，这就给贪污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尽早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降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取证难度，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率，这样才能对贪污腐败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