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诉讼时效是一个既关乎实体又关乎程序的问题。传统观点普遍认为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保护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唤醒权利上的睡眠者，使权利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在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上，由于我国法律缺乏明确规定，造成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立法现状和学者观点的考察，尝试着对诉讼时效适用对象进行梳理探究。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与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紧密相联，制度价值制约着适用对象，适用对象体现着制度价值。本文将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与适用对象作统一研究，拟实现时效制度的价值回归和时效适用对象的明确合理。

　　
　　一、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

　　（一）诉讼时效制度价值通说

　　1、稳定社会法律秩序，维护交易安全

　　一定的事实状态，如果长期持续存在，必然以此事实状态为基础发生种种法律关系，而对于第三人来说，也已经信赖这种状态。时过多年之后若允许原权利人主张权利，将推翻此长期持续存在的事实状态，势必一并推翻多年以来基于此事实状态而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使第三人蒙受意想不到的损失，必将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实行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交易安全。

　　2、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

　　一种事实状态长期持续存在，可能导致证据灭失，证人死亡，事实真相很难证明。实行时效制度，凡时效期间届满，即认为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或胜诉权利，这是以时效作为证据的代用，可以避免当事人举证及法庭调查证据的困难。

　　3、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促使当事人行使权利

　　诉讼时效的原因和宗旨，是使人不再去纠缠陈年旧账，有些事实可能已经年代久远，一方已长期缄口不提，而今一方却以此类事实为依据向对方主张权利，这是民事交往难以容忍的。实行时效制度，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其重要作用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既然权利人可以随时行使权利，却长期怠于行使，那么丧失权利也是不得已的。”

　　（二）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学者争鸣

　　对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国内外的学者观点并不统一。《德国民法典》对各国民法具有重大影响，其《立法理由书》在解释诉讼时效制度时认为，维护交易秩序、避免举证困难、给义务人一种保护是诉讼时效的价值。日本有保护义务人说、保护权利人说、多元说。台湾地区有以李宜琛为代表的一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以史尚宽、郑玉波为代表的二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维护现有秩序和避免举证困难；以刘得宽、黄立为代表的三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为维护交易安全、避免举证困难和权利睡眠者不值保护；以王泽鉴为代表的四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为保护债务人、维护交易安全、权利睡眠者不值保护和方便司法办案。在我国大陆地区，有以佟柔、梁慧星、王利明、等为代表的三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是维护秩序稳定、证据代用、督促行权；也有以马俊驹、余延满为代表的四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弥补权利缺陷、督促行权和证据代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对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通说提出了质疑，而且这些质疑很具合理性。比较有影响的有日本的山本敬三、中国大陆的柳经纬的观点。山本敬三认为，“将谋求社会法律关系的稳定作为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理由并不充分，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中并不要求有以该事实为基础的新的生活关系的建立，即新的生活关系是否建立并不是时效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在诉讼时效制度下，第三人的领带也不是构成要件，即使没有第三人，时效也被认可。”中国政法大学柳经纬教授认为，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并非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其理由是，“所谓案件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导致查证困难，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它可能符合某些案件的实际情况，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即使证据灭失，也并非都无法查明事实。在诸多适用消灭时效短期消灭时效的案件中，年代并非久远，也并非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能确定。”

　　（三）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笔者观点

　　每一项制度的功能与其价值之间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制度的价值指导着制度的功能，制度的功能实现着制度的价值。在诉讼时效制度中，体现着多种价值的并存和冲突：体现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和社会利益的价值——效益安全价值与体现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和个人利益价值——公平正义价值的冲突；基于请求权人对义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形成的旧秩序和权利人因长时间怠于行使权利而形成的权利处于休眠状态的新秩序之间的冲突。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一般诉讼时效只有短短两年的现状来看，我们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通过对债权人惩罚性后果的规定，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迅速实现债的目的，从而加快经济流转，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效益价值和对新秩序的倾向性维护。但是这样的规定和取向是不是会导致民法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严重削弱和让位？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诉讼时效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制度，基于自身的功能，在设计时可以稍微偏向效益价值，但是悖于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是万万不可的，在法律层面，位阶上公平正义价值是高于效率安全价值的。李开国教授针对我国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曾说道：如果你曾在法庭上见到权利人力求证明曾向义务人行使过请求权的着急的模样和义务人一一否认的无赖嘴脸，权利人败诉时的愤慨和义务人胜诉时的洋洋自得，你就会深深地感到这个太短的普通诉讼时效正在践踏着市民神圣的私权，正在蹂躏着人间的正义，正在强奸着对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诚信。

　　所以，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行诉讼时效制度所体现的效益价值高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的状况存在价值偏向，不符合逻辑、伦理和和谐社会的要求。纠正价值错位，以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引领效益价值才符合民法的定位和功能。申论之，法律中价值冲突是必然，但是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对价值冲突后的取向发生了偏差，应当将其调整到更偏向于两项基本民法价值的方向上，即延长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梁慧星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一百九十八条:“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笔者认为，诉讼时效的真正价值在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是对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唤醒，而不在于严格限制和严厉惩罚，三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仍然较短，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考虑延长。

　　二、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我国规定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又称为诉讼时效的客体，指的是诉讼时效制度所适用的权利类型。从我国立法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制定民法典，虽然最终都没有制定出来，但是诉讼时效这项制度在这三次立法草案中都做了基本相似的规定，而且前几次草案当中都规定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况。例如，1982年民法草案专门在第547条规定：“请求返还被非常侵占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权利，不受时效的限制。姓名、名誉、肖像、著作、发现、发明等人身权利受到分割的时候，请求保护的权利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个规定是对人身以及知识产权这些绝对权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其字面意思来看，“法律另有规定的”是诉讼时效长于或短于两年或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况。对于诉讼时效长于或短于两年的，《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等都有特殊情形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里规定了若干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

　 但是我国法律还是回避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适用于原权的请求权还是救济权的请求权？债权请求权适用于诉讼时效，但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物上请求权适不适用诉讼时效呢？在实践中，法院无非作出两种选择和解释。例如东北某地发生过一个要求排除妨害的案例，基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最终法院判定适用诉讼时效。可见，如果不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在法律当中明确规定，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困扰，损害法律的公信力。

　　三、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域外考察

　　《德国民法典》规定：“要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德国一般学者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而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债权性请求权，也包括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但是，有些权利则不适用，例如：基于亲属关系而发生的请求权；解除共有关系的请求权；要求在土地上进行登记的请求权及更正登记请求权；相邻关系请求权；继承人要求分割遗产的请求权；人格权、支配权、管理权和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为回复与这些权利相关的状态而服务的独立的返还、排除侵害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78条则是这样规定的,“保护权利遭受侵犯的人诉讼权利的一般期限为三年。”这些国家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诉权，采用的是诉讼时效经过后的请求权消灭主义。

　　《日本民法典》第167条规定：“债权因10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者所有权以外的请求权，因20年不行使而消灭。”日本学者的通说解释认为，除所有权、担保物权及相邻权以外的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瑞士债务法》第127条规定：“若联邦民法没有其他规定的，凡已满十年的，债权已届时效期间。”这些国家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实体权利，采用的是诉讼时效经过后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

　　四、明确我国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思考

　　以权利的作用和功能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划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以权利的内容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划分为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成员权。通过各种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采用诉讼时效经过后的请求权消灭主义更加符合民法理论和我国的社会现状，下面对各种性质的权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进行深入分析，以明确我国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企业间变相融资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对策分析

刘京柱 李召亮


当前，一些企业为规避“企业之间不准相互借贷”的禁止性规定，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变相融资，以逃避人民银行的监管，扰乱了国家的宏观金融管理秩序，极易造成企业间新一轮“三角债”的产生。
据日照中院近年来所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分析，当前企业间逃避法律、变相融资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挂羊头卖狗肉”，以联营为名，行借贷之实。如在联营合同中订立“保底条款”，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这种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联营合同，是违反金融法规的无效合同。
二、“移花接木，釜底抽薪”，企业开办单位投资转借贷。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在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有些股东为躲避投资风险或根本不欲出资，在公司设立时，临时将出资货币打入拟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临时账户，待验资后再全部抽回，并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有的母公司在与子公司的往来账中将其出资以子公司借款的方式挂账。
三、融资租赁业务中出租人与承租人只融资不融物。融资租赁的特点之一是以融物代替融资，但是有的金融租赁公司却与承租人借设备租赁之名行拆借资金之实。其主要规避手法为出租人与承租人订立融资租赁协议后，由出租人直接将设备款借与承租人，承租人以偿付租金的形式还本付息；有的尽管也订有供货合同，但仅为形式，实际上仍直接或间接的履行借贷合同。
四、“红杏出墙”，农村合作基金会跨社区、超服务范围发放贷款。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为社区内农民、农业提供服务的资金互助组织，不是金融机构，不能办理存贷款业务，但事实上不少农村合作基金会背离办会宗旨，以招股名义高息吸收存款，高息向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国有企业发放贷款，成为扰乱金融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利用信用卡透支协议高息拆借资金。信用卡持卡人只能在规定限额、期限内进行消费用途透支。一些银行成立独立核算的信用卡部，绕开信贷规模的控制，利用一些企业急于借贷的心理，同企业订立信用卡透支协议，发放高息贷款，进行变相抵押担保普通贷款业务，实际已与信用卡业务貌合神离。
六、证券回购买空卖空。证券回购是指债券持有人在卖出一笔证券的同时与买方签订协议，约定一定期限和价格，买回同一笔债券的融资活动，买卖双方必须是金融企业，买卖的债券必须是国库券和金融债券，回购方必须有百分之百属于自己所有的债券。实际业务中，许多证券回购已演变为单纯的资金拆借，与证券买卖大相径庭。
七、典当行脱离实物质押发放当金。典当行必须以实物质押的形式为非国有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临时性贷款，不得经营吸收存款和资金拆借业务。目前典当业务发展很不规范，有的非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有的根本达不到法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特别突出的是典当业务脱离实物质押的要求，变相地开展银行业务。如某商业开发公司1995年5月与日照市某典当服务行订立典当契约，开发公司以五十铃车一辆作当物典取当金7万元，当期两个月，月当息20％，但开发公司只将车辆保险单正本交存典当行抵押，车辆仍然由开发公司管理使用，典当期满后开发公司未付清当金及利息，典当行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单并非当物，真正当物五十铃车典当行并未实际占有，因而认定典当契约无效。
企业间规避法律、变相融资的社会危害性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有关金融主管部门也对其规定了一些防治措施。但是从实践中反馈的情况表明，尽管有关金融法规已三令五申不准企业之间相互借贷，但一些企业却依然我行我素，采取“打擦边球”等更加隐蔽的手法来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达到变相融资、非法借贷牟利、投机的目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整顿金融秩序，清理非法融资上应该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应该看到，有的非法融资纠纷各方因担心公了“两败俱伤”，已不愿诉诸司法部门解决，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因此，在重申制裁措施的同时应注重引导、规范，防患于未然。(注：本文写作于1997年，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录入人：徐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