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外商投资企业中方干部管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干部管理，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方干部，系指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人员。

第二章 委派和招聘

第三条 在外商投资企业担任正、副董事长、董事的中方干部，由中方合资、合作者委派；合同规定由中方干部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审计师的，经中方合资、合作者推荐人选后，由董事会聘任。

第四条 前条所列由中方委派或推荐的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熟悉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熟悉本行业生产技术业务，善于经营管理；
（三）廉洁奉公、作风正派，既能坚持原则，又善于和外商合作共事。
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除具备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市招聘中方干部时，不得招聘参加国家、省或市重点工程、科研项目任务尚未完成且无人接替的以及国家规定其他不宜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干部。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聘中方干部，应制订招聘简章和聘用合同标准文本，经企业所在市、县（市、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同意后，通过公开招聘，择优聘用。对被聘用的干部，其所在单位应给予支持，允许流动。发生争议的，由该企业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企业所
在地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裁决。
外商投资企业聘用在职干部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聘用合资、合作中方企业的原有人员。

第七条 外资企业聘用中方干部和国家统一分配的应届毕业研究生或大中专毕业生，由企业所在市、县（市、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聘用国家统一分配的应届毕业研究生或大中专毕业生，由企业主管部门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市借聘在职干部时，应就劳动报酬、福利待遇、补偿费标准、借聘时间等与被借聘人员所属单位按互利原则签订合同。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所需中方干部，本市不能满足需要时，可在企业所在地人事局协助下到本市行政区域以外招聘。

第十条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以调动形式聘用中方在职干部，凡从中央、省驻青单位招聘的，由企业所在市、县（市、区）人事局协助办理调转手续；从市属单位招聘的，由该单位主管部门与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主管部门办理调转手续；从本行政区域以外招聘的，由合资、合作经
营企业主管部门报企业所在市、县（市、区）人事局审批，并办理调转手续。
外资企业招聘中方干部，由企业所在市、县（市、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协助中方干部原单位的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中方干部，一律实行合同制。合同应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及合同的有效期限，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条件，违反合同时双方应承担的责任等。合同签订后，应送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主管部门及代存中方干部行政关系的单位备案。合同期满，经
双方同意，可续订合同。在聘用期间，被判刑或实行劳动教养的，合同即自行解除。

第十二条 中方干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得解除合同：
（一）患病或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的；
（二）因工伤、职业病正在医疗治疗、疗养，或医疗终结后经卫生部门鉴定确认部分或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在孕期、产期或哺乳期间的。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方干部可以提出解除合同或辞职：
（一）经企业所在地劳动、卫生部门确认，企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害中方干部安全、健康的；
（二）企业不履行合同或损害中方干部合法权益的；
（三）有其它正当理由的。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或中方干部需要中途解除聘用合同，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任何一方解除合同都须由企业向其主管部门或代存行政关系的单位报告备案。

第十五条 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中方干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其安置原则是：
（一）借聘的，回原单位工作；
（二）中方合资、合作者委派、推荐的和办理调动手续后应聘的以及国家统一分配的应届毕业研究生、大中专毕业生由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安排工作；
（三）外资企业的中方干部和国家统一分配的毕业研究生、大中专毕业生，由代存行政关系的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或个人联系工作单位后，将其行政关系转递到新单位，承认其原来的身份，工龄连续计算。

第三章 工资及保险福利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干部工资水平，由企业董事会按照中外双方的协议和本企业的经济效益确定，但不得低于本市同行业条件相近的国营企业平均实得工资的120％。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干部，其原工资等级和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应予保留，并由企业主管部门或代存行政关系的单位负责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调资，存入本人档案。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中方干部的退休养老基金、待业保险基金及其他工资福利待遇，按《青岛市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培训和管理

第十九条 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中方干部，应经过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国家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涉外经济工作的政策、法规和基本知识等。培训工作由各级政府对外经贸部门负责组织。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干部应保持稳定。在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担任董事长、董事的，未征得该企业上级审批机构同意，在任期内，不得调动他们的工作；其他干部在合同期内，未经企业董事会同意，有关单位和部门也不得调动他们的工作。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在生产和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中方干部，应给予荣誉和物资奖励。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违反企业规章制度或劳动纪律的中方干部，可根据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适当的处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依照合同规定予以辞退。

对中方干部的处分，须征求企业工会的意见，并听取本人申辩。企业作出处分决定后，须将处分决定报送其主管部门或代存行政关系的单位备案。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聘用的中方干部和国家统一分配的应届毕业研究生及大中专毕业生，到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工作的，其人事档案由企业主管部门管理；到外资企业工作的，其行政关系和人事档案由企业所在市、县（市、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代存管理，并保留原来的身份。



第二十四条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各种服务，可适当收取手续费。
收费办法和标准由市人事局、物价局按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香港、澳门、台湾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中个人以及侨胞在本市举办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8月16日

【摘要】

　　信托行为与一般的民事行为相比具有特殊性，因而信托行为瑕疵的法律后果也相应地较为复杂。本文通过对各类具有瑕疵的信托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以揭示信托行为的特殊性及我国信托法的相关缺失。

【关键词】信托行为 瑕疵 法律后果

前言

　　信托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一种，其效力自然要符合一般民事行为的要件，但信托行为由于关涉到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方的法律关系，与一般的民事行为相比较又有其特殊性。各国的信托法对信托行为的效力要件都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与此相对应的是，信托行为在含有瑕疵的情况下，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比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瑕疵的后果有所区别，也更为复杂。有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我国现有的信托法对信托行为瑕疵的法律后果做一全面的分析研究。

一 信托行为瑕疵的构成要件和分类

　　所谓信托，是指财产所有权人（委托人），为自己或他人（受益人）的利益或为特定目的，将自己的财产转移或处分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信托设立的意旨来管理或处分该财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

（一）信托行为的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

　　信托行为的成立必须符合一般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也即必须有当事人，意思表示和标的，具体到信托行为上，即必须包含以下要件：第一，信托当事人。信托行为须有两个以上主体，存在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第二，有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这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有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二是行为人通过其行为所要实现的结果是设立信托。第三，信托财产确定。
　　信托的成立是一种事实问题，它所关注的是信托在事实上是否存在。而信托的生效是价值判断问题，它所关注的是国家对当事人之间的信托是否予以认可并给予保护。因此信托行为的生效要件与成立要件不同，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行为的生效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信托当事人具备应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如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其次，交付信托的财产的财产权须转移。第三，信托目的合法。设立信托时，信托目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得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第四，信托财产合法。对这个条件应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委托人用以设立信托的财产必须是其合法所有的财产。二是信托财产应当符合信托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第五，设立信托应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等。此外，某些类型信托的设立还应符合法定的特殊条件。设立信托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对信托财产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否则，应当补办；不补办登记手续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对于公益信托，其设立应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

（二）信托瑕疵的分类

　　从信托行为的构成要件可以看出，信托行为的瑕疵可分为成立上的瑕疵和效力上的瑕疵两种。成立上的瑕疵导致信托行为的不成立，与其构成要件相对应的是，其可能的瑕疵也主要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第二，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
　　效力上的瑕疵显然要复杂得多，根据信托行为效力要件的构成来看，引起信托行为效力瑕疵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主体上的瑕疵，如委托人或受托人民事能力上的不合格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混同的瑕疵等。第二，信托财产上的瑕疵，包括信托财产不合法，如信托财产为禁止流通物等，信托财产的财产权没有真正转移，如动产没有交付，不动产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等，以及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权受到限制等。第三，信托目的瑕疵，包括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等；第四，信托设立的形式要件不合法，如我国信托法规定设立信托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且必须具备法定的记载事项，如果不符合这些要件，将导致信托行为的瑕疵。此外，对于某些特殊类型的信托行为，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要件，否则也将导致信托行为的无效。

二 信托行为瑕疵的法律后果

（一）成立要件瑕疵的法律后果
　　第一，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法律后果。第二，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在这两种情况下，信托行为没有成立，也就是在事实上没有信托的存在，因而严格地说，它们并不能导致任何法律后果。当然信托行为的不成立一般会以信托承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对于信托承诺本身却可能产生法律效力，此时一般会导致委托人契约义务的产生，但此非本文讨论重点，故不予赘述。
（二）生效要件瑕疵的法律后果
　　首先，主体瑕疵的法律后果。对委托人而言，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设立信托行为确定无效，而如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设立信托的行为是效力待定的，如果取得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认，该信托行为应该是有效的。对于外国人是否可以在我国设立信托，我国信托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国民待遇的原则，既然外国人可以在我国拥有财产，自然就享有自由处分之权，而设立信托本质上是对自己财产的处分行为，因而应该是被允许的。至于委托人身份的混同，如委托人设立以自己为受托人的自益信托，由于在利益归属效果上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肯认这种信托，唯一的后果可能就是导致委托人规避法律损害他人的利益（即将自己的财产独立化），因而是确定无效的。另外，我国不承认宣言信托，也即委托人设立以自己为受托人的他益信托，因而这种行为在我国也是不能产生效力的。此外，对于受托人而言，又可以分几种情况，首先是在信托设立时受托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信托设立的基础就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包括对受托人财产管理能力的信任，如果受托人连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具备，自然就无法胜任委托财产的管理事宜，因而这样的信托由于违背了信托行为的目的，是不能产生效力的。其次，受托人在信托设立后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如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解散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信托人为唯一的受托人，将导致信托的终止，发生终止的效力，如果该信托人非唯一受托人，则信托继续有效，受托人的人数可以补充选任。当然，这种受托人的事后能力瑕疵并非本文讨论的范围，因为它对信托行为设立时的效力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它是以信托成立生效为前提的。第三，受托人身份的混同，如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不能为信托的唯一受益人，此种身份混同将导致信托行为与财产赠与行为同样的效果，是与信托制度的价值目标相悖的，因而确定无效。此外，受托人是否可得为外国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只能从信托财产的性质来确定。如对于民事信托，如果信托财产为我国限制出口的专利技术，以及限制出口的古董文物等，显然不允许外国人为受托人，这样的信托应该是无效的，对于商事信托，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信托投资市场的开放，外国人应该可以成为商事信托的受托人，只是必须要经过我国法律规定的登记成立条件。另外，对于受益人而言，由于他只享受利益而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其是否具备必要的民事能力并不影响信托的效力。不过，为了防止当事人规避法律，多数国家法律均规定依法令不得享有某项财产权者，不得享受与受益者所拥有的同样利益的权利（日本信托法），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信托行为也是无效的。我国信托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仅笼统地规定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但信托目的违法是否包含了上述情况，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分歧，这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或学理的一致解释。
　　其次，信托财产瑕疵的法律后果。这可分为以下情况：第一，委托人对信托财产没有处分权，如委托人以他人财产设立信托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该行为为效力待定的行为，如果财产所有人不予承认，将导致信托行为的自始无效，如果予以承认，信托行为自然生效。而在财产所有人不予承认导致信托无效的场合，信托财产应如何处理也存在问题。如果信托财产为委托人以盗窃或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他人财产，如果以之设立自益信托，信托无效的后果自然是信托财产包括因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益返还给原所有人，但如果设立他益信托，而受益人为善意的情况下，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是否返还则值得探讨。根据法理，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必须符合对价的条件，在信托的情况下，受益人是无须支付对价即可取得利益的，因此与受到损害的原财产所有人相比较，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不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也即是在他益信托的情况下，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也应当与信托财产一并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当然如果是公益信托，应另当别论。不过，如果信托财产为委托人以合法的管理人或者代理人的身份所占有的财产，并以之设立他益信托或者公益信托，则信托财产究应如何处理，是否可以适用表现代理仍不无疑问。但从利益平衡上看，原所有人的财产利益保护应较前述情况下原所有人的利益保护为弱，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似应受到保护。第二，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包括信托财产为限制流通物和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两种情况。在信托财产为限制流通物的场合，必须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能以该财产设立信托。如果欠缺此条件，信托自然无效。而在委托人的债务状况不良，设立信托会损害到其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该信托为可撤销，即债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如果债权人申请撤销，则信托自始无效，信托财产应返还委托人。但我国信托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收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并且根据信托法第53条和第54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信托属于信托终止的一种，信托终止的，信托财产归属于信托文件规定的人；信托文件未规定的，按下列顺序确定归属：(一)受益人或者其继承人；(二)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因此，在信托文件未规定的情况下，债权人撤销信托行为，信托财产将首先归属于信托受益人或者其继承人。这样规定的结果是导致了债权人撤销权的空置，其撤销权的行使不仅不能回复委托人的财产状况，反而使信托财产确定地归属于受益人，这对债权人利益实际上是一种损害，是有悖法律赋予债权人撤销权的价值取向的。当然，这仅从法条的逻辑推断来看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如果从信托法的立法原意或者整体解释来看，或许可以将信托法第53条第五项信托被撤销的规定与第12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相区别，可将第53条的撤销看成为为除债权人撤销之外的其他情况的被撤销，但这需要立法或司法的进一步解释。当然，可撤销信托行为的另一种法律后果是撤销权人没有行使撤销权，此时信托将确定地有效。第三，信托财产不合法，如信托财产为禁止流通物等，此种情况将导致信托的确定无效。第四，信托财产的财产权没有真正转移，如动产没有交付，不动产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等。由于信托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必须要通过标的物的转移即动产经过交付，不动产经过办理登记手续等才能发生效力，因此在欠缺财产权转移的情况下，信托行为不能产生效力。
　　第三，信托目的瑕疵的法律后果。信托作为英美法系古老的法律制度，其最初的作用本来就是为了规避法律，如为了规避土地不得捐赠给教会的法律以及规避遗产税等，由于信托往往导致对现有法律框架的突破，带来新的法律制度的变革，因此信托法又被称为变法法，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商事信托的兴起，信托法的价值取向逐渐偏重于财产管理，而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法的引进更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商事信托的行为，民事信托逐渐衰落，而那种以规避法律为目的的信托行为更为现代各国所摒弃，因此各国信托法大都明确规定目的违法的信托行为无效。我国信托法第十一条规定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当然，在实践中，究应如何认定一项信托行为目的违法仍不无疑问，但这非本文讨论重点，在此不予赘述。此外，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目的瑕疵还包括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信托行为的确定无效。
　　第四，信托设立形式瑕疵的法律后果。我国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定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那么，没有采取书面形式的信托行为是否就必然无效呢？从法条的字面意义来看，当然是无效的。但是从实践及传统信托制度来看，设立信托并非必须要采取书面的方式。因为在最初的信托制度发展中，信托完全基于当事人间的人身信任，即使受托人不履行自己的受托义务而将信托财产据为己有，受益人也无权通过司法途径救济，因此信托是否采取书面文件设立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民事信托的设立也不乏口头设定的案例，如果法律不予以保护，将对事实上的信托当事人造成损害。另外，从各国的规定来看，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中，均没有将书面方式规定为设立一般信托的必须方式。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弱化信托设立形式要件的要求，尽量对各种形式的信托予以承认，这有利于信托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霍玉芬：《信托法》
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周玉华：《信托法学》，中国政法大出版社
徐卫：我国《信托法》的缺失与分析
何玉鸣：略论善意取得制度对信托善意受益人受益权的保护
查达来：信托财产归属之另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日本信托法》，《韩国信托法》，《台湾信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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