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权探析

王晓君*


内容提要：《婚姻法》的修订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是否将配偶权作为一项权利明确的写入我国《婚姻法》中，对该权利加以立法上的确认。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并未采纳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将配偶权作为具体的一项权利写入《婚姻法》。而仅仅在第46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是因为在学术界和各国的立法实践中，配偶权尚属一项有争议的权利，加以草率的立法无疑是不合法理不合实际的。本文试图在分析配偶权的过程中论证为何《婚姻法》未确立配偶权。
关 键 词：婚姻法 婚姻关系 配偶权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 配偶权的概念
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 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有所批评，认为其并不准确。 就目前国内法学家争议见解分呈的情况，法学界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 我认为，一个科学、完整的定义，不仅要充分体现出该定义所包含的内容，而且还应当充分再现该定义的性质。鉴于此，从配偶权是身份权，具有平等性、绝对性和支配性等特性来考虑，配偶权应当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
（二）配偶权的特征
配偶权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对偶性。夫妻互为配偶，共同享有配偶权，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2)客体的利益性。配偶权的客体是夫妻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不包括财产利益，且这种利益具有独占性，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共享，这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决定的。(3)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配偶权的核心是性权利。一是这种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二是配偶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缺一不可。(4)权利的排他性，权利的独占性必须就具有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具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实施干扰、妨害、侵犯配偶权的行为。
二、配偶权的派生权利探讨
　　配偶权是基本身份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但配偶权作为基本身份权还包括诸多派生的身份权。究竟配偶权包括哪些派生的身份权利，学者们的主张颇不相同配偶权“不独为权利人之利益，同时为受其行使之相对人之利益而存在。” 这决定了配偶权从本质上讲是权利，但却以义务为中心， 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之中包含义务。基于此，有的学者称配偶权为“合权利义务为一体的新型权利”。笔者认为，配偶权作为一项基本身份权，应当派生出下列权利和义务：
（一）夫妻姓名权
夫妻姓名权是指夫妻缔结婚姻关系后，妻子是否有独立姓氏的权利，配偶各自有无独立的姓名权是配偶有无独立人格的标志。各国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有5种基本类型：（1）坚持妻从夫姓原则。如《瑞士民法典》第161条就作此规定。（2）实行从一约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如《德国民法典》第1355条第2款就作此规定。（3）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原则。如原《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18条就作此规定。（4）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 如我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第1000条就作此规定。（5）保持各自姓氏原则。 如我国婚姻法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我国法律的规定，完全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当然，法律作出这一规定，并不排除配偶之间可以就夫妻姓氏进行约定。
（二）住所决定权
住所决定权是指夫妻选定婚后共同生活住所的权利。现代各国关于住所决定权的立法，主要有4种：（1）丈夫权利主义。这种立法仍然规定住所决定权由丈夫单方行使，只不过行使权利的专制性质有所改变。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60条第2款就作了如此规定。（2 ）丈夫义务主义。这种立法规定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而妻子则享有在该住所居住的权利。如英国法律便作此规定。（3）协商一致主义。 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配偶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如前罗马尼亚、法国即作此规定。（4）自由主义。 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各方都有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如前苏联即作此规定。我国婚姻法实行的也是自由主义原则，该法第8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 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表明在我国男女双方都有平等决定夫妻住所的权利。
（三）同居义务
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此外，还包括相互协力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扶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各国法律在规定夫妻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条件是：（1）因处理公私事务，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合理离家；（2）一方因生理原因对同居义务部分或全部地不能履行；（3 ）一方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此外，有的国家还规定，配偶一方在其健康、名誉或者经济状况因夫妻共同生活而受到严重威胁时，在威胁存续期间有权停止共同生活；提起离婚诉讼后，配偶双方在诉讼期间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 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同居义务时，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法国民法典》第214条第4款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他方得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迫使其履行。就同居义务而言，主要是申请扣押收入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又如，英国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同居义务，他方享有恢复同居的诉讼请求权；关于恢复同居的判决虽不得强制执行，但不服从这种判决可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四）贞操忠实义务
贞操忠实义务又称配偶性生活排他专属义务，是指配偶专一性生活的义务，它要求配偶双方互负贞操忠实义务，不为婚外性生活。广义的贞操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对方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一方的利益。夫妻互负贞操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生活上的忠贞不二。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它虽然不会丧失自身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消极作用。
（五）日常事务代理权
日常事务代理权亦称家事代理权，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实施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配偶行使权利的权利。其法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对方配偶必须承担后果责任，配偶双方对其行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 对配偶的家事代理权，我国婚姻法并未规定，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作了规定。例如，瑞士民法第163条第2款规定，妻超越代理范围的行为，在不能为第三人所认识时，夫应承担责任；美国则规定妻以夫的信用与商人交易，只要夫未表示反对，法律则承认妻有代理权。
三、配偶权不应在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一旦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不仅不能达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有损法律的尊严，其理由如下：
（一） 婚姻的契约已默认了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强制。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一张结婚证如同一份契约，双方约定承诺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因为：一是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二是婚姻关系又是社会的细胞，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这是婚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必要约束。对这众所周知的常识和常理，法律无需再作强制性的规定。如果在《婚姻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很多人可以拿配偶权为自己的粗暴行为作挡箭牌，著名作家梁晓声过：“我觉得一张婚书不可以构成对一个吻、一个拥抱和性的垄断关系。”如果这样将无疑是对婚姻关系的稳定制造不稳定因素。
（二） 婚姻关系中两性感情的约束属道德范畴。
法律是对人的行为作显行调整，而道德仅是对人的行为做更多的隐性规范，男女两性的思想和情感复杂多变。法律不是万能的。恩格斯早就说过：“一夫一妻制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对有着丰富多彩个体差异的庞大人群规定出一条轨迹，无疑是得不偿失的，体现在立法上将会使法律的违反率超乎立法的初衷。首先，夫妻在结婚登记时虽然都已承诺(默许)或应当承诺(默许)除配偶外不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但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已婚男女与未婚男女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加之“异性相吸”的生理特征不可能因结婚而消失，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理智来调节和控制。但一旦出现激情状态下非理智的性行为，就可能使一些当年曾“海誓山盟”的夫妻，在感情上发生异化和关系上的裂变。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对他们难道都进行惩处?显然不妥。婚姻关系中的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婚姻关系包含应受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宜增加法律干预程度。惩罚第三者的立法将导致危及个人隐私权，这是不可取的。如果过度强调对婚姻关系的法律强制性将不利于婚姻家庭的长久稳定，人是情感动物，如果因为主观上非恶意的偶然的侵害了夫妻配偶权而被夫妻之间加以过大话，法律的硬性规定无疑是对夫妻间情感生活长久稳定设置一个障碍栏。笔者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双方并未发生通奸姘居行为，或极其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未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隐私问题”。与其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事实上，《婚姻法》中规定配偶权，是立法的倒退，忠实不忠实等问题是社会道德问题，不应受到法律的制约。道德问题只能靠道德规范来约束，而不能通过法律来制裁，法律管不了也不应该管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据“1995年美国对包括各种婚姻状态的人们的性生活状况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一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76％，5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40％，一生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21％。其中男性有婚外性伴侣的大大多于女性。”?这数字可以说是对他们国家确立配偶权的一个讽刺。如果因此而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对有“婚外恋”一方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并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然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总有其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形式，本来就因其与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着许多难题。对于“婚外恋”要遏制它、解决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绝不能一罚了之，否则只能事与愿违。
（三） 确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既然配偶权的核心内容是夫妻互相享有与配偶进行性行为的权利，反之夫妻也互负有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是否又互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每个公民均享有人身自由权，回答也应是肯定的。当夫妻这两个权利主体行使各自权利发生矛盾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妇女的权益，在修订《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时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任何一对夫妻在漫长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同居生活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如果法律一旦确立了配偶权，类似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时法律又无可奈何，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苛求每一对夫妻对同居的诺言一成不变。“如果同居是一种永久不变的承诺，势必造成对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限制，性便最终成了脱离灵魂的毫无情感、只能满足另一方欲望的工具，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居之名肆意侵害对方尤其是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同居也就成了婚姻的枷锁。” 夫妻之间毕竟有一个契约行为。守约是前提，有了矛盾还是应该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解决和谅解。但是这种“守约”和“谅解”也是有度的，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质变，尤其是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已长期分居，或已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丈夫违背妻子意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该以强奸罪论处。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并未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例外规定。对此，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二项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反之，也不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将那些出于一时冲动，一时激情，一时失去理智的“两厢情愿”的婚外性行为，作为违法犯罪进行打击，这显然也不合情理，不符合刑法的立法原意的。
（四） 确立配偶权将使司法部门的执行难度无形加大。
在《婚姻法》的修订过程中，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司法机关排除妨害”。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司法部门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较难决断，影响诉讼效果。既然配偶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公安机关查证属实，自然要作出排除妨害、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旦受理必然遇到三难：一是取证、认证难。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往往是因一方的“婚外恋”引起，这类案件不但原、被告举证较难，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某些证据，法院无从下手，必然影响案件的准确处理。二是定性难。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无疑使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带来困难。无论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原告的请求，都感事出有因，又缺乏证据，难以下判，因此不能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三是分清责任难。婚姻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受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婚外恋”也有多种情况，有的因一方放荡行为引起，有的可因对方过错激起，有的因第三人的诱惑引起，审理这类案件确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感，要分清责任，有其特殊性和难点，尤其当妻子被他人强暴，不通情理的丈夫得知后反诉妻子侵犯其配偶权，更会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不受理不行，受理嘛本来已被害的妻子，却成了配偶权的侵权人，显然不合情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能取得好社会效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制定或修订法律时，既要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共享人类文化遗产，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识，又必须适合现存的社会状况。对于一些“可看不可用”的规定，与其说有不如没有，我们不能试图用法律调整一些超越法律权能的事，如果强加施行，反而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权衡利弊的结果是：“鱼和熊掌兼得，喜新不厌旧。”道德可以对这些行为作出谴责，而法律横亘在夫妻床上，其结果未必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参考文献】：
[1] 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 ，光明日报出版社，88版。
[2]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9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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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尚宽《亲属法论》，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80版。
[5]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96版。
[6] 威廉·杰·欧·唐奈《美国婚姻与婚姻法》，重庆出版社，86版。
[7]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96版。
[8] 吴晓芳《配偶权的是是非非》，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


论电子票据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构建

中山大学法学院 郭健冬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外关于认证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有关立法，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比较研究，笔者试图构建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大体框架，以期对我国的电子认证立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认证机构 电子票据 电子签名 民事法律责任
Abstract: This note introduces the corresponding legislations of foreign country about the civil legal duty of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and analyzes the leg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author intends to design the framework of the civil legal duty of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put up some constructive ideas of legislating authenti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Electronic Bills Digital Signature Civil Legal Duty
引 言
电子票据是电子商务中基本的支付结算方式，而认证机构又是电子票据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没有认证机构，整个电子交易系统不可能建立，因此必须完善认证机构的相关立法。而在认证机构立法中，其民事法律责任的立法又是电子票据的关键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认证机构与用户、证书信赖人之间的交易风险的分配，为各方当事人乃至立法者所极其关注。然而我国认证机构立法方面几乎是一篇空白，理论上也多是集中在对认证机构的设立、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的研究，对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研究更是语焉不详。而国外的相关立法显得比较完善，因此笔者借鉴了国外的立法成果，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试图构建我国的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本文第一部分确定了认证机构的行政性质和法律地位；第二部分介绍了美国等国家的立法，采取比较法的方法总结出各国在民事责任立法方面的一般规律；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法律制度所作的制度安排，在这部分笔者大胆引进海商法中的有关制度，如责任限制和责任基金，以完善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
一、认证机构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认证机构作为电子交易中的信息确认方，要阐述它的民事责任，首先要解决它的法律性质以及法律地位问题。而各国对认证机构的设立方式采取的不同的态度，折射出各国对认证机构的性质上的认识的不同。结合我国的电子市场的发展现实，笔者认为，认证机构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应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其是作为网络服务中心而存在，另一方面其又是作为特定的行政主体而存在定的行政主体，而且行政性质占主导。
作为网络服务商，它所提供的是一种信用服务，通过为参与电子交易的当事人提供由其签发的个人身份证书、持卡人证书、商家证书、帐户认证等使交易双方相信对方的身份，从而保证交易的安全进行。作为特定的行政主体：（1）作为“网上”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电子商务市场的建立是进行电子交易的前提，电子商务市场准入的谨慎则是保证电子交易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2）作为“网上”的税收管理机关；（3）作为“网上”的海关。电子商务以电脑为依托，冲破了一切国家的地域、管辖权的限制，较多的涉及了跨国贸易。电子商务跨国贸易具体又可分为在线贸易和离线贸易两种交易方式。离线交易与传统交易方式在关税方面并不会产生多少差异，只有在线交易才会对现行关税法提出挑战。由于电子商务跨国在线交易的过程“无形无踪”，只在电子空间内就可以完成而无需通过海关，海关也就无法对其进行监督。因此传统交易下的海关关税制度便无法适用，这一责任便落在认证机构身上。
二、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的国外立法举要
（一）美国的相关立法。美国如今已有49个州颁布了与电子签名有关的法律。有少数几个州的法律只允许电子签名用于与政府机构的交易中。尽管随着电子商务的逐步发展，欺诈和财政损失的潜在风险也在增长，但是只有四个州制定了综合的法律用以规定在公开和私下交易的认证机构对信赖当事人的责任标准。犹他州在1995年就制定了电子签名法。这一制定法规定了认证机构在当事人作出证书的行为和责任标准，接着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斯州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立法。
1．犹他州的电子签名法。犹他州确定了认证机构的资格标准和许可要件，并第一次承认电子签名在商业中的法律效力。除此之外，还规定了认证机构在公钥制度中的最低行为标准。最值得指出的是规定了当认证机构在发出证书时的基本义务和相应的担保，在证书上表明的信赖限度和责任，并且规定了由于信赖存在缺陷的证书所产生的损害赔偿方法。犹他州的电子签名法规定，认证机构必须通过可靠的系统（trustworthy system）提供服务。根据该法，注册了的认证机构在发出证书时必须对信赖证书中记载的信息当事人保证下列情况的准确性：
(a)在证书中记载的信息和经认证机构确认的列明的信息的准确性；
（b）对证书的可靠性有影响的可预见的信息材料在证书中应有所提及；
（c）签署人已经接受证书，并且(d)认证机构的发出的证书符合本州现行法的规定。
如果认证机构违背其保证义务而对因信赖的当事人造成损害，法律对赔偿的数额作出了一定的限制。犹他州签名法对证书引入了双重限制，即信赖限制和责任限制。对于信赖限制，该法规定依信赖行为的风险总额不得超过证书的信赖限制。
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认证机构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运营程序确立责任限制。签名法进一步规定，除非认证机构在其运营程序中放弃责任限制，否则认证机构不对超出信赖限制的损失负责，即使超出信赖限制的损失是由错误的或伪造的电子签名造成，只要认证机构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构成要件。所谓的实质构成要件是指按照可靠的系统提供服务和不参与会产生不合理风险的商业活动。
然而，根据犹他州签名法，即使损失是由于证书的错误陈述造成，认证机构也只对证书中
写明的信赖程度负责。认证机构对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免去了间接损失和惩罚性赔偿，也免去了利润、利息和精神痛苦的赔偿。
犹他州的签名法还规定了一种固定的补偿方法以弥补当事人因信赖所造成的损失。该法要求认证机构在注册时必须向犹他州的商务部提供适当的担保。这项担保确保当事人获得一定的补偿。要从担保中获得补偿，受损害的当事人必须在认证机构违规的两年内向商务部提交一份书面的通知书面通知必须列明请求的数额和理由以及其他商务部要求提供的相关的信息。利用担保的补偿方法比诉讼的方法简捷得多，但是担保的数额毕竟是有限的。正如前面所提及到的，补偿数额不能超过信赖限制的范围，最重要的是，担保的总责任不能超过担保物的价值。因此，在先的请求权在其有效期内由担保满足，那么在后的请求权可得到的数额会相应减少。
2．伊利诺斯州的电子签名法1999年生效，被称为“电子商务安全法”。伊利诺斯州电子签名法与犹他州电子签名法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认证机构的免责的实质要件，即认证机构必须以可靠的方式提供服务，不是必需的。伊利诺斯州法要求认证机构以可靠的方式提供服务，但如果认证机构在其证书操作规则中有明确的声明除外。（certificate practice statement）这就是说允许认证机构改变其运营标准和以不同于法律规定的方式提供服务。伊利诺斯州法既没有明确规定担保的方法也没有规定信赖限制。然而，当认证机构在证书操作规则中没有相应的规制标准和程序，受损害的当事人可以诉之于法律的规定。
（二）日本《数字签名及认证法》。日本《数字签名及认证法》关于认证机关的责任问题,如果是因为认证机关的原因产生的认证内容错误,数字签名及认证法在这方面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应当依据其他法律做出处理。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是认证机关工作不负责任(这里指的是民间的认证机关)，没有认证确认其本人的身份而发出了认证证明书，致使经营者信任证明书的可靠性而做了交易因此遭受了损失的，可以依据民法的规定追究认证机关责任人的民事责任。
第二，法定代表人到法务局，自然人到地方公共团体的认证机关办理认证时，该认证机关的职员在履行职务时，行使的是公权利，这时给人造成的损害(故意的或者过失的)，因为认证机关是地方公共团体的组成部分，所以应当依据国家赔偿法负有赔偿的义务。
第三，如果是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人员冒名去办理印鉴登记申请的，由于地方公共团体认证机关的职员的审查不严，错误地发出了印鉴证明书的，对地方公共团体可以依据国家赔偿法要求赔偿，则是最近几年司法实践所认可的。
认证机关的责任范围限制没有具体规定。但如果无限制地扩大范围，就会给认证机关在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压力(主要指民间认证机关)，使其是否能够存续成为问题。因为认证机关与利用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认证机关作为合同一方的当事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应当在权利与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要在责任范围方面研究出一个方案，其出发点应当以民法的公序良俗为原则来进行设定。
（三）新加坡《电子交易法》。《电子交易法》第45条（a）款规定，只要按照该法的要求行事，认证机构就不必承担基于对签名者虚假或伪造的数字签名的信任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同时，如果用户的密钥或证书被盗并进行了非法使用，该用户将不得不自行承担在通知认证机构之前所造成的损失。该法第45条（b）款则规定，认证中心对签发证书时在证书中的误述或任何未遵守该法案的行为不必承担超过证书上所规定的有限的责任。
显然该条给予证书授证中心以特殊的保护。因为安全认证机构在从事签发电子凭证，证明电子签名正确性的业务活动中，承担着很大的法律责任的风险。例如，如果申请电子凭证的一方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而安全认证机构没有通过仔细核查发现，没有及时告知接收电子签名文件的一方，就需要承担责任。又如，当某个电子凭证已经失效，安全认证机构又没有及时告知对方，也需人承担责任。在电子商务中，安全认证机构的地位类似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既重要又危机四伏，如果不对其法律责任的风险加以适当的限制，安全认证机构就可能很难生存下去，安全认证市场也会萎缩、消亡，因此，各国电子商务立法基本都考虑到对安全认证机构的责任需要加以适当限制。新加坡“电子商务法”也不例外。该法虽然没有为安全认证机构规定一般的责任限制，但是规定经政府管理机构许可的安全认证机构可以在其签发的电子凭证中说明其承担责任的限额，因此被许可的安全认证机构的责任风险实际上受到了限制。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各国对认证机构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有所不同，其深层原因在于各国对认证机构的设立要求、法律地位上的不同。然而，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各国的立法者的思路是相似的，即对于认证机构的给予一定限度的保护。正是基于认证机构在电子票据法中的核心作用和基础地位，一些极具特色的民事责任制度相应地被创设和引进。例如引进海商法的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责任担保的创设、归责原则的多样化。
三、我国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构建
与上述各国比较，我国在电子票据方面的立法和理论研究都显得相当滞后，对认证机构的民事责任制度的研究更是语焉不详。因此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内，一方面借鉴上述国家的成熟做法，另一方面大胆引进其他法律部门的理论，是我们构建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我国在对认证机构的民事责任立法中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归责原则。认证机构的法律责任可能是侵权责任，也可能是违约责任，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所以归责原则的选择上也会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归责原则的多样化，立法上必须加以区别对待：
（1）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电子认证机构根据证书申请人的申请向其签发认证证书,那么,证书申请人就与认证机构基于要约和承诺形成了法律上的合同关系。如果认证机构与证书申请人之间发生纠纷,双方均可根据合同条款提起法律诉讼。 学者们多数认为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理由是认证机构正处于发展之中，不宜让其承担过大的风险。但笔者认为采取过错推定原则为宜。首先，虽然认证机构是新兴的服务机构，法律制度的设置给予一定的保护是合理的，但这只能够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相对人的利益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如果我们只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或者轻视了另一个方面，也许都不利于扶持电子认证机构的发展。这是因为，如果对认证机构的保护是以对证书用户的损害为代价，那么这种保护只能是形式上的，实际上并不真正有利于这些电子认证机构，因为它必然会导致人们对电子认证并不安全的认识，从而影响电子认证市场的发展。其次，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认证机构与证书申请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认证机构拥有比申请人更加多的信息（资源），因此认证机构更具有优势，把资源分配给最有优势的人是有效率的。
但是基于公平原则的考虑，法律必须对这种天然的不平等加以矫正。最后，归责原则和法律责任是紧密相连的，法律上对认证机构给予责任限制的保护，因此再在归责原则上给予倾斜是没有必要的。
（2）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各国法律几乎都有明确规定，经批准合法成立的电子认证机构，在对证书上所记载的申请人签发电子认证证书时必须保证：该认证证书无认证机构所知的虚假信息；该证书合乎法律规定的所有实质要件；该认证机构于签发此证书时无逾越其许可的限制。由此,如果认证机构违反上述法定的保证义务，致申请人受到损害，即使申请人与认证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并无如此约定，申请人仍然可以依法向认证机构请求损害赔偿。笔者认证机构的侵权行为的性质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认为适用过错原则是比较合理的。
2．违约形态和赔偿范围。 认证机构的违约形态一般是不完全履行。不完全履行是指债务人虽然履行了债务，但其履行不符合债务的本旨。 认证机构的违约责任大多是由于身份认证差错而对申请人造成损失。关于赔偿范围问题，犹他州签名法规定如果损失是由于证书的错误陈述造成，认证机构只对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免去了间接损失和惩罚性赔偿，也免去了利润、利息和精神痛苦的赔偿。但华盛顿州的电子签名法并没有排除“利润、利息、或者机会利益的赔偿”条款。笔者认为，华盛顿州的做法比犹他州的做法更加合理。我们不难看出，犹他州的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与一般的侵权责任没有区别（在不存在精神赔偿的情况），这完全混淆了两者的法律性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因此对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也应该相对宽松，否则违背了意思自治这一基本原则。我们不应该在法律上刻意缩减认证机构的赔偿范围，我国认证机构的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应该与《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责任赔偿范围相一致。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申请人难以进行集体谈判，因此谈判能力较认证机构薄弱得多，在谈判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境地。所以为了防止认证机构滥用其经济上的实力损害申请人的利益，应该引入法定违约金，作为证书的默认条款。
3．民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责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上的特有制度。航运产生之初，由于造船等技术的落后，船东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为了限制船东的债务，鼓励航海事业的发展，从而创立了责任限制制度。海商法的责任限制包括单位责任限制和综合性责任限制。笔者认为，在网络商务的起步阶段，为扶植认证机构的发展而给予其某些特别保护，应当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让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的机构承担过大的执业风险，将会挫伤认证机构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电子商务以及其他电子交易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大胆引进责任限制，国外的立法给予了我们最好的例证。笔者认为责任限制制度的内容应该包括下列内容：
（1）责任主体。这里的责任主体仅指根据法律可以限制自己的赔偿责任的人。除认证机构适用责任限制外，笔者认为，为了保护整个电子票据交易系统的安全，应该把责任主体范围扩展。责任主体应该包括认证机构雇佣人、证书持有人、证书申请人、证书接受人、或者证书信赖者、及其他证书使用相关的人。
（2）责任限制权利的丧失。如经证明损失是责任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责任人无权援引限制赔偿责任。例如认证机构与第三人串通发出了认证证明书，致使经营者信任证明书的可靠性而做了交易因此遭受了损失的，可以依据民法的规定追究认证机关的民事责任，认证机构不受责任限制的保护。
（3）责任限额，即责任主体依法对所有限制性债权的最高限额，而限制性债权是指责任主体可根据责任法律限制其赔偿责任的债权请求。确定责任限额的方法一般有如下两种：一是如海商法那样，规定一个固定责任限额；一是采用浮动责任限额，以每次认证行为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或申请人交纳的费用的一定比例确定。但要核定认证行为所涉及金额的大小是相当困难的；而另一方面，申请人交纳的费用与损失通常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相比之下，固定责任限额更可取。
（4）责任基金制度。犹他州电子签名法要求认证机构在注册时必须向犹他州的商务部提供适当的担保，这项担保确保因信赖受损害当事人获得一定的补偿。笔者认为这一制度极有借鉴意义。认证机构在电子票据交易，甚至整个电子商务的交易系统中都处在核心地位。一旦认证机构出现问题，交易系统就有可能崩溃，因此必须保证认证机构的正常运作。所以引进责任基金制度是有必要的。
责任基金是指责任主体要求限制责任的申请一经法院审查认可，就须向法院提交一笔与责任限额等值的款项，作为分配给所有限制性债权的基金。责任主体设立责任基金后，向责任主体提出限制性债权的任何人，不得对责任人的任何财产行使任何权利；已设立基金的责任主体的财产被扣押，法院应该及时下令释放或退还。
4．交叉认证的法律责任。不同的认证机构产生不同的认证机构的用户群体，形成各自不同的封闭性的信任环境，这种状况无疑会对电子票据的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不同认证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实现互通是必然的要求，而实现数字互通的主要手段主要是依靠交叉认证，通过交叉认证，使得不同认证机构的证书用户可以互相识别对方的证书，从而能够识别对方的身份，保障电子交易的安全。
多个认证机构进行交叉认证时，认证机构与证书用户之间、认证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化，相应的法律责任也有所不同：（1）信息披露的责任；（2）在进行交叉认证时，一旦用户接受证书。认证机构必须造档案库中公开；（3）认证机构有责任记录和保管其他认证机构的证书；（3）认证机构进行交叉认证时，须明确因自身原因而给对方认证机构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交叉认证的机构对其证书用户的损失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结 语
本文通过美国、新加坡等国之间的立法比较，得出了关于民事法律责任立法的一般思路和一般原则；通过对海商法的相关制度的借鉴，试图把一些极具特色的制度移植到认证机构的民事责任制度中，以期构建我国的认证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笔者主要关注一些关键的法律制度和原则，例如归责原则、违约形态、赔偿范围、责任范围和交叉认证的法律责任加以详细的阐述，而对于民事法律责任的其他一般制度没有加以细化。值得指出的是，交叉认证法律责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最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本文由于篇幅和结构所限，不能给予更加系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