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８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号


　　《湖南省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８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８日



湖南省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电力设施、保障正常的供用电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和《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电力设施，包括已建和在建的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第三条　电力设施受法律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危害电力设施安全或者破坏供用电秩序的行为。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并将电力设施保护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打击、防范盗窃和破坏电力设施等危害电力安全运行的违法犯罪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的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的意识。

　　第七条　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包括电力企业和用户）应当依法履行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的义务，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任何单位、个人对危害电力设施和破坏正常的供用电秩序的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

　　第八条　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电力设施建设

　　第九条　电力发展规划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编制和批准，并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经批准的电力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电力发展规划，安排和预留相应的电力设施用地、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地下电缆通道；不得在电力设施用地、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地下电缆通道内批准妨碍电力设施安全的建设项目。

　　第十条　架空电力线路的塔基础用地由电力建设单位以县、市（区）为单位统一向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架空电力线路的电杆、拉线需要用地的，电力建设单位应当和相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个人签订协议，明确用地位置、保护责任、补偿金额等内容。

　　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地下电缆通道建设不实行征地。

　　第十一条　电力建设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电力设施保护的要求，对依法需要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进行公告。

　　公告前已有的植物和建、构筑物，需要修剪、砍伐或者拆除的，电力建设单位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公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新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或者新建、扩建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构筑物。电力建设单位对在保护区内新种的、自然生长的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或者新建、扩建的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构筑物，可以修剪、砍伐或者拆除，并不予补偿。

　　第十二条　新建５００千伏及以上架空电力线路，其边线垂直投影外侧五米内所跨越的住宅建筑物，电力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实施拆迁并给予补偿。

　　新建２２０千伏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一般不得跨越房屋，特殊情况需要跨越房屋时，电力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增加杆塔高度等措施，保证被跨越房屋的安全。达到国家规定安全距离的，不实施拆迁和补偿；无法达到国家规定安全距离的，由电力建设单位依法实施拆迁并给予补偿。

　　第十三条　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的具体补偿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　电力设施与公用工程、城市绿化和其他工程在新建、改建、扩建中相互妨碍时，应当以依法批准的规划为依据，按规划在先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规划在后者承担迁移、改造和采取有关措施的费用。

　　第三章　电力设施保护

　　第十五条　电力设施保护范围和保护区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规定确定。

　　第十六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保护电力设施：

　　（一）在必要的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设立保护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规定；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跨越重要公路的区段设立保护标志，并标明电力线路下穿越物体的限制高度；

　　（三）地下、水底电缆铺设后，应当设立永久性标志，并将电缆所在位置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四）在发电厂、水电站大坝、变电站的保护区域内设立禁区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范围和保护规定。

　　在架空电力线路跨越航道的区段，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保护标志，并标明电力线路下穿越物体的限制高度；设置在河道中的塔杆影响通航安全需要设立特别标志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水路交通管理部门协商处理。

　　第十七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规定，批准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实施作业的事项时，应当征求相关电力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意见。

　　第十八条　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制度，落实内部治安防范措施；根据国家和省的规定设立并维护电力设施安全警示标志；按照国家规范和技术标准对电力设施进行巡视、维护、检修，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依法制止危害电力安全运行和破坏供用电秩序的违法行为。

　　第十九条　在遭遇自然灾害或者突发性事件等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可以先行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事故发生或者最大程度减轻事故的危害；采取紧急措施后，应当及时告知利害关系人，并依法补办相关手续。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

　　（一）盗窃、破坏、哄抢电力设施及器材；

　　（二）损坏发电厂、变电站、水电站的建、构筑物；

　　（三）拆卸变压器及其附属设施，堵塞发电设施附属的输油、供水、供热、排灰、送汽等管道；

　　（四）损坏、封堵发电厂、变电站的铁路专用线、专用公路或者专用码头；

　　（五）损坏、擅自移动、涂改电力设施标志；

　　（六）在火力发电厂冷却池、输水管道、沟渠的进出水口禁区范围内游泳、捕鱼；

　　（七）在水电厂禁区范围内游泳、捕鱼、停泊船筏、挖沙取土；

　　（八）在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规定范围内和地下电缆保护区内取土、开挖、打桩、钻探或者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

　　（九）违章攀爬变压器台架、电力杆塔，擅自在电力杆塔上搭挂各类缆线、广播器材和广告牌等外挂装置；

　　（十）向导线抛掷物体；

　　（十一）擅自在电缆沟道中铺设各类缆线；

　　（十二）在电力设施保护范围或者保护区内钓鱼、燃放烟花鞭炮或者放风筝、气球及其他空中物体；

　　（十三）法律、法规禁止的危害电力设施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的保护区内实施下列行为：

　　（一）增加被架空电力线路跨越的建、构筑物高度，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下堆砌物体，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三）实施影响导线对地安全距离的填埋、铺垫，危及电力设施安全。

　　第二十二条　禁止非法出售、收购电力设施废旧器材。

　　出售电力设施废旧器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出具单位证明或者出售人有效证件。

　　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应当建立收购台账，如实登记出售单位名称、住所及经办人或者出售个人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住址以及废旧电力设施器材的来源、规格、数量和去向等内容；发现有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时，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收购台账的保存期不得少于两年。

　　第四章　供用电秩序维护

　　第二十三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优化电能资源配置，协调供用电关系，维护安全有序的供用电秩序。

　　对于高能耗、环境污染严重等列入国家限制类、禁止发展类的企业或者生产设备的用电，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实行差别电价、限制用电或者终止供电。

　　第二十四条　电力企业应当加大资金投入，采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措施，降低电能损耗，优化供电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引导用户安全、合理和节约用电。

　　第二十五条　供电企业应当与用户依法签订供用电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合同约定的义务，双方都应当认真履行。

　　第二十六条　电力企业应当保障电能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在发、供电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供用电合同的规定连续向用户供电，不得无故中断。

　　第二十七条　供电企业应当在其营业场所公示用电办理程序、服务规范、收费项目和标准，优化售电与缴费的网点、方式及流程。

　　供电企业应当为用户提供用电量、电价、电费以及相关事项的查询服务。用户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供电企业应当自提出异议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答复。

　　第二十八条　因电力运行事故引起用户家用电器损坏的，供电企业应当在接到投诉后二十四小时内安排人员调查核实，并按照《居民用户家用电器损坏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电力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规定停电，无故拖延送电；

　　（二）自立收费项目，擅自更改收费标准；

　　（三）对用户投诉、咨询推诿塞责，不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四）其他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十条　用户应当按照用电计量装置的计量值及时足额缴纳电费，并不得危害供用电安全和扰乱供用电秩序。

　　第三十一条　供电企业用于结算收费的用电计量装置应当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

　　供电企业定期检验、轮换用电计量装置时，费用由供电企业承担，用户应当予以配合。

　　用户发现用电计量装置发生故障、损坏或者丢失，应当及时告知供电企业；供电企业应当及时处理。因用电计量装置故障造成计量值不准的应当按照国家《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退补电费。

　　提倡使用购电装置用电。

　　第三十二条　禁止下列窃电行为：

　　（一）在供电设施或者其他用户的用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

　　（二）绕越计量装置用电；

　　（三）伪造或者开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加封的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用电；

　　（四）故意损坏经检定合格的用电计量装置或者故意使经检定合格的用电计量装置计量不准或者失效的；

　　（五）使用窃电装置用电；

　　（六）使用非法充值的用电充值卡用电；

　　（七）私自更改变压器铭牌参数用电；

　　（八）私自调整分时用电计量装置的参数少交电费的；

　　（九）其他窃电行为。

　　第三十三条　禁止生产、销售、出租窃电装置。禁止胁迫、指使、协助他人窃电或者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

　　第三十四条　窃电时间能够查明的，窃电量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一）在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或者其他用户的用电设施上私自接线或者绕越供电企业用电计量装置用电的，所窃电量按私接用电设备额定容量（千伏安视同千瓦）乘以实际窃用时间计算确定。

　　（二）以其他方式窃电的，所窃电量按计费电能表额定电流值（对装有限流器的，按限流器整定电流值）所指的容量（千伏安视同千瓦）乘以实际窃用时间计算确定。

　　窃电时间无法查明的，窃电量按照下列方法之一确定：

　　（一）按同属性单位正常用电的单耗和产品产量相乘计算用电量，再加上其他辅助用电量后与抄见电量对比的差额计算确定。

　　（二）在总表上窃电的，按分表电量总和与总表抄见电量的差额计算确定。

　　（三）按历史上正常月份用电量与窃电后抄见电量的差额，并根据实际用电变化计算确定。

　　（四）按照上述方法仍不能确定的，依照《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窃电日数以一百八十天计，每日窃电时间：

　　电力用户按十二小时计算；照明用户按六小时计算的规定认定。对于用电时间尚不足一百八十天的，按自开始用电起的实际日数计算。

　　第三十五条　供电企业查电人员按照《用电检查管理办法》对用户依法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用电检查证》，检查完后制作用电检查记录。用户应当提供便利。

　　用电检查人员在检查时发现窃电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必要时向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用电检查人员可以通过录像、摄影、现场保存窃电装置等方式保存窃电的证据。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严重影响供电质量、电网安全或者破坏供用电秩序的，供电企业可以中断供电：

　　（一）用户窃电的；

　　（二）用户的用电设备接入电网运行所注入电网的谐波电流或者引起公共连接点电压正弦波畸变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供电企业通知后，用户不予改正的；

　　（三）用户的冲击、波动、非对称负荷影响供电质量或电网安全，供电企业通知后，用户不予改正的；

　　（四）用户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实施违法作业的；

　　（五）其他严重影响供电质量、电网安全或者破坏正常供用电秩序，确需中断供电的。

　　第三十七条　因故需要中断供电时，供电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需要停电时，应当提前七日通知用户或者进行公告；

　　（二）因供电设施临时检修需要停电时，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重要用户或者进行公告；

　　（三）因发、供电系统发生故障需要停电、限电或者按计划停电、限电时，供电企业应当按照确定的停电、限电序位进行停电或者限电。停电、限电序位应当事先向用户公告。

　　用户对供电企业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受理，并在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恢复供电的决定。

　　第三十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供电企业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恢复供电：

　　（一）因窃电被中止供电的用户改正窃电行为后，向供电企业补交了电费并支付了违约金或者提供了足额担保的；

　　（二）其他严重影响供电质量、电网安全或者供用电秩序的行为已经改正的；

　　（三）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了恢复供电决定的。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遵守电力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协调处理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方面的纠纷，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利益以及电力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并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电力企业和用户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十一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受理并及时查处对危害电力设施和破坏供用电秩序行为的投诉和举报，对举报属实的予以奖励。

　　第四十二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组织，依法对违反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的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实施行政处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危害电力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五）项至第（十三）项规定危害电力设施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实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行为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依法拆除或者清除。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造成电力设施损坏或者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窃电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应交电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因窃电造成电力设施损坏或者他人损害的，窃电用户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生产窃电装置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窃电装置及违法所得，并处窃电装置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销售、出租窃电装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窃电装置及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破坏正常的供用电秩序或者第三十八条规定不按时恢复供电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给用户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民政府或者其行政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法定的条件、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对盗窃、危害电力设施和窃电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三）对电力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四）从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监督管理工作中谋取非法利益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略论

金亮贤
（丽水师专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

关键词：法律文化；现代化；法治；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与现代法律文化差距仍然很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因素，科学构建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制约因素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离开社会的诸多现实因素孤军独进，而是在与社会现实因素的互动中逐步增加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因素错综复杂，它们在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也使自身逐步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和理性化。
（一）物质因素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根本标志。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必然外显为相应的物化形式或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法律文化自然涵盖其中。首先，在法律文化现代性因素的生成方面，物质因素起决定作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法律文化内容日趋合理化过程，亦即法律文化内容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和增长的过程。而法律文化的内容归根结底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物质因素， “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是劳动者素质、劳动工具现状和劳动对象范围，其传统性和落后性因素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从根本上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化和系统化程度、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和科学化程度、法律规范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普适程度、法律硬件和软件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以及立法和司法技术的科学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严重制约。使表层法律文化如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深层法律文化如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观念等的现代性因素较难生成，从而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
其次，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方面，物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原因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进度，但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趋于先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也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生动表征。改革开放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最先是由精英层次的法律家和法律职业者所感知、理解和认可的。要使法律文化在深度、广度和效度上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必须有一个传播的过程。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方面，物质因素是基础，是前提，是条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关键因素。现代传播媒介和教育技术、现代的交通设施和通讯技术为法律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使法律文化的传播更广泛、更深入、更生动、更有效。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运用程度，与实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面传播所应具备的物质条件有很大差距，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更加薄弱。推进科技进步，实现法律操作和宣传技术的现代化应该是法律文化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在公民对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和接受能力方面，物质因素也起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种现代经济体制和模式，不如说是阶级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特殊载体和外现形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在市场动作当中自然产生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和依赖。同时，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主体本身也应该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质，从而也就具备接受现代法律文化的能力。但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广大农村现在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或者说是“熟人社会”，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律的强烈需要，加上较落后的教育现状，也就决定了中国民众对法律文化较低级的接受能力。法律只有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活的法律”。现代法律文化也只有作用于现代化了的人才能扎根开花，中国法律文化由于难有市民社会基础而难以实现现代化。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要求，而且造成了实现这种变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因而这种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可以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等物质因素中找到理由，那么同样，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制度因素
现代法律文化离不开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基石，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又离不开以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和理性文化制度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制度上层建筑这一基石。现代法律文化及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基石上，现代法律文化本身就是理性文化的基本要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运作品质衍生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自由、竞争进取的现代文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内在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面前，有关市场主体资格、财产权保护、合同自由、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不断孕育并日益现代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开始了近代法治和与之相伴随的近代法律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形成了现代法治和现代法律文化。法治及其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成为市场经济的反映装置、维持装置和推进装置。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近代和现代法治，就没有作为法治前置条件的近代和现代法律文化，这是历史发展充分实践的不争事实。而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只适合于人治和人治文化而排斥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发达的集权政治文化，现代法律文化因缺乏前提和基础而难以生成。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现代法律文化才逐渐有了生成的土壤。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样式，计划到2020年才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在中国的生成还需要较长的一个时期。
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前提。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全面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印证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是社会发展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西方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民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证明，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只能孕育人治文化而不可能生成近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确认作保障，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立法的科学化和平等化，就没有执法、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就没有人们对法律严格遵守的自觉性，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法治理想，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对新中国以来的政治制度文化影响颇深，虽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迫使政治制度趋向民主化，但由于没有民主法治文化的深厚底蕴，民主政治制度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理论和制度设计上，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有一系列的关系并没有理顺。比如，执政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机关、司法系统内部关系等等。导致法律成为政策的附庸，既没有权威性又缺乏稳定性；导致立法主体混乱，“法律走私”现象层出不穷，法律缺乏统一性；导致司法成为同极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人财物”完全受控，独立审判徒有虚名；导致“悠久的中央动员型治理传统”仍然顽固存在，立法、执法、普法都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和 “会战”，把法治异化为“运动法治”。总之，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以树立人的权威而非法的权威的人治模式，是一种人治文化丰富发达而现代法治文化严重匮乏的文化样式。要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实现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最终转变，必须切实体现“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本质，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
理性文化制度的确立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保证。理性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文化。从西方法治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上可以看出，纵贯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线是对人类理性的呼唤。亚里士多德是率先提出法治主张与学说并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命题的西哲。大体而言，凡是法治论者多是理性主义者。理性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但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能产生理性文化，如果国家实行集权政治模式，实行新闻、文化和教育专制，树立主义、组织和个人权威，不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现代法治三大基石之一的以“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为价值取向的理性文化就不可能生成，也就无法构筑现代法治大厦。
（三）文化因素
法律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法律文化如同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一样，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受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整体文化的内容和样式作为强大的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着法律文化的性质、发展进度和调整方式。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儒家文化生长繁衍的传统农业大国，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是不可低估的。传统文化中的“礼治”、“德治”导致的重礼轻法思想、“家天下”和“家国同构”导致的高度集权政治结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集团本位”价值观导致的盲从和无视个体权利等等，与肇始于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极。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我们尽管可以改变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但要更新它的深层内核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复杂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无法可依已成为历史，但受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再加上经济、政治制度的原因，“礼治”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法律还没有成为调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的效力、权威、尊严还没有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过程以及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树立起来。一些非法律的调整文化如政策、道德风俗、习惯甚至远古遗风常常不时地替代和行使着法律的功能，一个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法律秩序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存在着深层的矛盾。 “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因此，推进整体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二、法律文化现代化模式构建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构筑法治社会大厦的前提和根基。西方法治实践历程充分证明了“没有这个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近代法治”，同样也不会有现代法治。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政治目标，必须首先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如前所述，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文化传统整体上无法创生出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传统文化还因其与现代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所以，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于中国而言是极其曲折复杂的，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问题。
1．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市民社会。
着眼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中去寻找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动力，是一种科学认识方法。商品经济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总是与西方经济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变革相伴随，这一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必须首先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
首先，“商品经济这一社会人类学的历史运动，同时伴随着文明社会法权关系与法律文化的深刻改变。”在分析法律文化的进步时，经济因素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历史动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法律文化样式，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也形成了特有的法律文化样式，这既是历史现实，又是规律。可见，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根本动力之一就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即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经济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其次，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讲，政治因素对法律进步的影响更为具体和直接。第一，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直接影响法律的地位和权威。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的“法治国”传统与中国几千年对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国”的苦苦追求而导致的“重礼轻法”就是鲜明的例证；第二，执政治者的政治主张为了能够得到广泛的服从，往往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化、固定化和条文化。从这一角度讲，法律就成了政治的一种反映装置，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在法律中得以显现，亦即表现为法律的进步。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与熟人社会相对极的市民社会。熟人社会又称为“乡土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几乎不需要法律和法院。法律更多地是一种潜在的威慑。这样的社会形式自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这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又称为“陌生人社会”，它是“以城市为活动空间，以市民为成员而构成的一个阶级群体。”市民社会体现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刻画现代市民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市民社会形成的直接后果是道德与权威的碎片化，道德控制社会的能力直线下滑。市民社会是多元的，权威趋于减弱并越来越分散，道德价值取向变化无常，法律成为共同的信仰，传统权威日薄西山，法院成了神圣的殿堂，习惯的力量减弱，权威受到质疑，对正式法律的需要应运而生，法律的价值性亦倍受重视，现代法律文化逐步生成。
2．正确处理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促进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并由现代化了的人所主动接受的动态法律观念价值体系。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巩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其具有的专制性、等级性、封闭性以及重刑轻民、刑罚酷烈、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等特征而与现代法律文化根本对立，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不可能再生现代法律文化。但是，也决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法律文化。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文化曾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彩，它向世界传递过智慧之火，它是一笔财富，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一样，既有守旧消极的因素，也有进取积极的一面。我们决不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我们的现代法律文化。我们可以在剔除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核之后，对某些方面给予创造性的转换，使之附属于新的内核之上。当然，任何一种形式存在的传统法律文化，都必须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前接受洗礼，“合者存，不合都亡，再也不能让旧的缠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另一方面，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别，实质上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别，是封闭社会、半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差别，是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是伦理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差别。一句话，中西法律文化乃至整个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古”与“今”的差别。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的我们，必须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维德说过：“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只有不断地鉴别和吸收，才能不断地改进，我们不必过分惧怕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引进，迄今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信仰。鲁迅先生说的好：“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已的了。”不要“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作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法律文化与原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封建政治权力为特点，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及以计划经济为特点、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已经难以为人们在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生活提供有效的知识和经验，必须加以变革，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变迁的外部文化因素主要就是西方法律文化。 “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向他国法律制度借用材料以及将法律之外的材料加以同化的历史。”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使之本土化就成为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提高民众法治观念、推进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不过，本土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法治最大的困难在于外来文化与本土环境之间的脱节，由于这种脱节使得这种制度无法在本土得到很好的运做。”在上世纪初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曾有过“南橘成为北枳”、“画虎类犬”的教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可能又要归结到“市民社会”的语境中来。
3．公平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立法活动，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法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极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乱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社会公众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厌恶、规避或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期待、认同和参与。究其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政党的、国家的和民众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只要法律没有被信仰，“只要法律还没有被看成是坚固的堡垒，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
在中国现阶段，实现法律信仰，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立法公平，包括立法程序民主公开和法律内容平等公正。“被人们普遍所遵守的法律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需要法律并实际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能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律制度可以完备，但如果法律只代表某个政党或者某个政府部门的利益，搞“法律走私”，法律不符合“法”的要求，不体现公平、正义等终极价值，法信仰就无从建立。第二，执法严格公正。这里的执法，既包括行政执法，又包括司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实现了“平之如水”，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执法者。“执法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执法官作出一次不公正的判决，那比一次犯罪祸害犹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执法环境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律职责等执法违法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还表现相当突出。“执行法律的人如果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罪恶。”执法者的公正与否以及他们本身的法律信仰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正所谓“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4．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一堆废纸”。我国公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加上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一直以来对法制教育工作的不够重视，造成公民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在这样的法律文化氛围当中，要想实现现代化进而建立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普法宣传工作、形式多样的学校法制教育、举办更多的公民听证会等等，使公民懂法用法，强化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才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并逐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一定的法律常识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以及在很多地方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传授，使学校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使学校法制教育真正承担起弘扬现代法律文化、造就现代法律人才的使命，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普法活动自1986年以来已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四五”普法正在全面展开。通过近二十年的全民普法，为中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打下了认知基础和民众基础。但在普法过程中，有一个形式与内容、主动与被动、目标与效果的反差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技术方法上认真加以解决。听证会也是近年来得到较多运用的立法和法制教育形式，让利益可能受到拟议中的法律影响的行业代表、民间人士有充分机会参与其事，这不仅体现了立法的民主性，也使法律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树立 “自己的法律”的良法观念，有利于法律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实现制度法律文化与观念法律文化的统一。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市民社会共生共进的互动过程。但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愿望而化为现实，它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实际行动和共同努力才能最终生成，也只有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生成之时，才是“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之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J]，浙江日报，2002，11，18。
[4] 司法部法制宣传司．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